公审第三天（第4/14页）

水穗既不向娘家父母求援，也不联络往来，寿士曾为此提出质疑，但绝对没有说过“和父母处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为人母亲”“孩子长大后，肯定也会讨厌你”这种话。

没有人见过他们争吵的画面，也没人知道争执的具体内容。虽然寿士曾苦恼地向同事和朋友透露夫妻俩近来频频发生口角，却没有说过争执的原因。

寿士发现女儿身上有疑似被打伤的红肿痕迹，是在进入六月以后。起初他以为是孩子不小心跌倒、撞伤，后来试着探问，水穗坦言是她下的手。说是孩子哭个不停，自己忍不住动手的。

朋友劝他带水穗去看心理医生，寿士并未排斥，也不嫌这种事丢脸。只是担心要是说出水穗打小孩一事，医院通报给儿童福利机构，女儿可能会陷入被强制安置的窘境。所以工作日无法帮忙照顾小孩、分担家务的他，选择观察一下情形再说。他周末尽量帮忙照顾女儿，让水穗出去透透气，好好休息。倘若过一段时间水穗的情况还是未见好转，再去医院，自己当然也会陪伴同行，水穗也同意了。

水穗周末想待在家里休息的次数比外出透气还多。寿士便一早带女儿去公园、图书馆、儿童馆和超市的儿童游戏区闲逛。

里沙子眼前浮现出用背带包裹着小婴儿、一脸不知所措的男人坐在公园长椅上的模样，仿佛亲眼看过一般鲜明。稍远处，母亲们和孩子们围成一圈坐着，那些孩子都已经到了会站、会走、会跑的年纪。男人并未过去向母亲们搭讪，只是望着在那里嬉戏的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们。

这突然浮现的画面却因为下一个质问和寿士的回答，瞬间消失。

寿士说，外出时顺便和朋友见过一两次面，而且是女性朋友。

发现女儿身上有伤痕后，寿士请教了同样也有小孩的女性朋友。对方也很担心，特意赶来碰面。寿士说两人并未单独在一起好几个小时，只是想让她看看女儿的状况，后来也曾为表达谢意，请对方吃了顿饭。

之所以没有告诉水穗，是因为实在无法告诉她，自己和友人碰面的原因是她对孩子施虐。况且面对有被害妄想倾向的水穗，寿士认为，就算表明两人只是朋友，她也不会相信，隐瞒只是为了避免横生事端。事到如今，寿士对此深感抱歉，但他说那时真的没想这么多，只希望能让水穗找回些许从容。

寿士承认自己和这位女性友人交往过。

当寿士答出这句话时，里沙子差点“咦”地低语一声。实际上她并未出声，只是微张着嘴。

从大学四年级开始，两人交往了四年，然后在寿士与水穗结婚四年前分手。之后女方结了婚，也有了孩子，两人虽然还有联系，但并未时常碰面，更没有任何男女情意。

“如果两人曾碰面一两次，那么只吃过一次饭吗？是这两次的哪一次？还是两次都吃了饭呢？这种事情总该记得吧。”里沙子这么想时，律师也提出类似的质问。只见寿士思忖片刻，改口称应该见过三次，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不是每次都一起吃饭。

他说不记得那时曾向这位女性友人吐露自己想离婚的念头，但再次发现女儿身上有伤痕时，内心已经快被不安击溃，或许真的说过类似的话。自己也并未明确说想离婚，只是茫然地表示“要是水穗还是一直说女儿一点也不可爱，依旧虐待孩子，两人就很难在一起生活了”。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

寿士说自己没有几个朋友关系近到能听他发牢骚，也羞于向别人说家务事，所以不好意思向有孩子的同性友人吐露这种事，而可以倾诉烦恼的异性朋友只有这位女性。

“我刚生下小孩时，也是几乎没办法睡觉，甚至觉得自己变得不太对劲。”寿士听到女性朋友这么说，总算稍微宽心，也反省自己不够体贴、了解妻子。

总之，两人联络并不密切。寿士也不知道水穗看过他手机上和那位女性友人往来的信息。

预约保健师上门访问一事，就是这位女性友人的建议。虽然也想过咨询儿童福利机构，但两人商量后，觉得还是找保健师比较好。于是寿士没有告知水穗，便打电话预约了时间。确定时间后，隔天对方打电话来，希望更改时间，于是改到了八月十二日。这个时间是保健师指定的。那天寿士特地请假，想要陪同咨询，向对方说明水穗的情况，顺便问清如果要去医院看病，该看哪一科之类的事。

案发当天早上，寿士觉得水穗看起来并无异状。女儿躺在婴儿摇床里哭泣，寿士吃完早餐的面包后哄了一会儿，孩子还是哭个不停。因为还要赶着上班，他赶紧给女儿吃上奶嘴，匆匆出门。站在厨房做家务的水穗问他今天几点回来，他说会尽量早点回家。

事实上，那天他比往常都更早结束工作，不到八点便下班了，还发消息告诉妻子要回家了。从位于西新宿的公司回到世田谷的家，差不多三四十分钟车程。这天，一路转车都很顺利，不到三十分钟就到了，他没有绕路去别处，直接回了家。

打开大门，客厅没开灯，静悄悄的。寿士只瞥见浴室外的更衣室亮着灯，走过去一瞧，浴室门敞开，水穗站着，女儿瘫在水中，水深约莫膝盖高。寿士吓得赶紧抱起女儿，帮她把呛进口中的水吐出来，用手机打急救电话，质问水穗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到这里，寿士没有掏出手帕，只是低下头。

“我也有很多事没做好，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此时，法官提醒寿士要针对法庭上的问题作答。

里沙子忽然觉得寒气袭身，因为太过突然，她的第一反应是空调温度被突然调低了。过了一会儿，里沙子才察觉这其实是一种恐惧的感受。但就算厘清这种感觉，也不知道自己在恐惧什么。是害怕眼前这位低着头，失去了孩子的父亲吗？还是眼神从未和这位父亲有过交集的孩子的母亲呢？抑或是对这起孩子惨死的案件本身深感恐惧？

里沙子偷瞄水穗，只见水穗的头几乎低到下巴，肩膀微晃。她在哭吗？里沙子赶紧将视线移到自己在资料上记的笔记上。虽然看得懂写了些什么，却无法理解。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件案子，她完全不知道。

进入休息时间，法官告诉陪审员们，有任何想问的事都可以提出来。也就是说，休息结束后陪审员可以针对案情提问。里沙子本以为气氛会和午休时一样，沉默到有点尴尬，没想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刚刚那位丈夫挺了不起的，是吧？现在还有人对太太这么体贴吗？”五十多岁的年长女性开口。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是如实表达自己的想法。她的目光依次扫视着里沙子和另一位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子，可能是因为他们和水穗年纪相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