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窃的信（第3/5页）

“唉！这该死的混蛋，我照迪潘的建议，重新作了一次检查——但一切都是徒劳，我早知道会如此。”

“你说报酬到底有多少？”迪潘问道。

“哦，很大一笔钱——一份非常丰厚的酬金——我不想确切地说有多少，不过我愿意告诉你一件事：谁能帮我找到那封信，我宁可自己掏钱，给他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说实在的，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了；而酬金最近也翻了倍。不过，即使酬金翻三番，我也无法再有所作为了。”

“唉，倒也是啊。”迪潘不停地喷着烟，慢条斯理地说，“不过，我倒真——觉得，葛××，你还没尽——最大的力量。你还——我看还可以尽点力，哎？”

“怎么尽？——用什么办法？”

“嘿”——啪夫，啪夫——“你应该”——啪夫，啪夫——“听从忠告，哎？”——啪夫，啪夫，啪夫。“你还记得阿伯尼西[3]的故事吗？”

“记不得，见他的鬼去，阿伯尼西！”

说得好，尽管由你说阿伯尼西见鬼去吧。不过让我告诉你，从前，有个阔气的吝啬鬼，设下个圈套想骗阿伯尼西给他白看病。抱定这个主意，他就在一次私交中和阿伯尼西唠起了家常。他迂回巧妙地将自己的病征告诉医生，并将它说成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的病。

“‘我们来设想一下，’小气鬼说，‘假如他的病如此这般；那么，医生，您会教他吃什么药呢？’”

“‘教？’阿伯尼西说，‘哦，那当然是教他听从医生的忠告嘛！’”

“但是，”警察局长有点心绪不宁地说，“我可是真心实意请教别人，听从忠告，而且还愿意付钱。谁要是能为这事助我一臂之力，我就真地给他五万法郎。”

“果真如此的话，”迪潘一边说，一边打开抽屉，拿出一本支票簿，“你就把刚才所说的数目，开张支票给我吧。只等你签好字，我就把那封信交给你。”

我猛吃一惊。警察局长看上去也惊得如同遭了电击一样，好一阵说不上话来，一动也不动，只见他大张着嘴巴，疑容满面地看着我的朋友，眼球瞪得像是要凸出来一般。少顷，他似乎多少醒了点神，便抓起一支笔，几次踌躇，茫然数顾之后，终于填了张五万法郎的支票，签了名，然后交给桌子对面的迪潘。迪潘仔细地验过支票，便将它藏到皮夹子里。这下他才打开书桌，从里面拿出封信，将它交给了警察局长。局长大人欣喜若狂地一把抓住信，颤巍巍地将它展开来，迅速地浏览了一下信的内容，然后匆匆奔到门边，莽莽撞撞地夺门而出，最终一言未发地冲出房间，跑出屋子。自从迪潘要他填支票以来，他就一声未吭。

他走后，我的朋友就对我解释起来。

“巴黎警察嘛，”他说，“搞侦破倒真是能力非凡。他们百折不回，精明狡诈，而且完全精通本行业务知识。因此，葛××把搜查德××公馆房间的详细经过一讲出来，我就完全相信他已做了一番圆满的调查工作——他确实已尽力了。”

“已经尽力了吗？”我问道。

“是的，”迪潘说，“他们所采用的法子不仅是最好的一种，而且也运用得尽善尽美。假如这封信是藏在他们所搜索的范围之内，那这些家伙无疑就找到它了。”

我听了不过笑笑而已——而他说起来却显得正儿八经。

他接着说：“方法固然好，干得也出色，错就错在这方法不适用于这种情况和这个人。警察局长的所谓精明过人的机智，不过是套削足适履的玩艺，他霸蛮把它生搬硬套到自己的计划中。眼前这件事，他不是做过了头便是欠火候，所以一错再错。连许多小学生都是比他高明的推理家呢。我认识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学生，他玩“单双”游戏真是到了家，一猜就中，令人佩服。这游戏很简单，是拿石弹玩。玩的人一只手里捏着几颗弹子，要别人猜弹子是单数还是双数，猜中了，猜的人赢一颗，错了则输一颗。我说的这孩子将全校的弹子都赢到了手。不用说，他自有一套玩法；这就是靠观察和揣测对手的机敏度如何。例如，对手是个十足的大傻瓜，伸出紧握着弹子的手，问道：‘双还是单？’这小学生回答：‘单’，可是输了；但到第二回他却赢了。因为他私下里在心里说，‘这傻瓜第一回出双赢了，就他那点灵气来看，他一定会在第二回出单；因此我就猜单；’——他猜单，果真赢了。好，若碰上个比头一个高明点的傻瓜，他就会这样推理：‘这家伙见我第一次猜单，第二次他一开始定会心血来潮，决定来一个由双变作单的简单变化，像头一个傻瓜所做的那样。但转念一想，这么变未免太简单了，终于他还是决定像头一次一样出双。因此我就猜双；’——他猜是双，又赢了。这个学生，被同学们称为‘幸运儿’——总之，他的推理方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嘛，”我说道，“不过是推理者的思维和他敌手的一致罢了。”

“是的，”迪潘说，“我曾问过那孩子，他是怎么做到和他对手的思维全然一致，因而赢了他们的，他这样回答我：‘当我想发现对方有多聪明或多愚蠢，有多好或多坏，或当时有些什么想法时，我就尽可能准确地在脸上装出一副和他一致的表情。他的回答道出了一切貌似高深的学问的根源。罗什富科[4]、拉布吉夫[5]、马基雅弗利[6]、康帕内拉[7]的学问就是这么产生的。

“如果我理解对了的话，”我说道，“推理者的思维若要同他对手的保持一致，就得靠准确地揣测对手的心思。”

“实际上就是如此。”迪潘答道。“警察局长和他的同事们之所以屡试屡败，首先是不具备和对手全然一致的思维，再者，对敌手的心思估计错误或根本没有估计。他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高明计策，在搜查那些藏匿起来的东西时，涉及的只是那套他们自己藏东西时会采用的办法。他们这套办法和大多数人的心计不谋而合，所以倒也行得通。不过，碰上个心性不同的老谋深算的滑头，当然就得栽跟头了。对手若胜他们一筹，跟头则栽定了；对手若比他们逊色，他们也经常败北。在侦查过程中，他们的原则总是一成不变。就算是遇到不同寻常的紧急情况——受特别丰厚的赏金的刺激，他们最多是将老操作方法变通一下罢了，而万变不离其宗。比方说，在德××的这个案子中，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改变侦破原则的事？又是钻又是戳，又是听测，还用显微镜照，把房子表面分成好些个方格，编上号码——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一种搜查法则的扩大应用，或者是一套搜查法则罢了。这些个法则就是根据他们对人心巧拙的看法定出来的，警察局长长期例行公事，早已习惯了这一套。莫非你就没看出来，他认为所有的人要藏一封信的话，虽不一定在椅子腿上钻个眼，至少也会藏在什么隐僻的洞眼或角落里，这同一般人想把信藏在椅腿钻眼里的念头岂不是如出一辙？难道你不明白，只是在一般情形下，而且只有那些智力平平的人，才会将东西藏在这种稀奇古怪的角落里；因为，大凡藏东西的人起初可能会这么设想，藏东西就要藏在希奇古怪的角落里。如果这样，要发现它就根本不需要什么精明狡黠，搜查者只须具备小心、耐心和决心就行了。若遇到重大案件——若有重赏，在警察看来也是要案——他们必定会小心、耐心和有决心的。你这下理解我的意思了吧，如果那封失窃的信藏在警察局长的检查范围之内——换言之，如果藏信的办法恰巧同警察局长的那些原则相一致——那么要将它找出来就根本不在话下。但是，这位警官完全被搅迷糊了；追根溯源他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把这个部长当成了傻瓜，因为他享有诗人的声望。所有的傻瓜都是诗人，这就是警察局长的观点，由此推论，凡是诗人都是傻瓜。他错就错在不该因果颠倒[8]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