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急流涌动（第4/5页）

还有一个著名事件发生在2007年。在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事件中，法学家江平主张按法院裁决办事，遭到网上痛骂。江平在2010年出版《沉浮与枯荣》一书，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应当执行法院的判决，至少在目前体制下没有其他办法。江平说，任何社会都要有一个基本秩序，需要有一个理性解决办法，这就是由法院最终裁决。关于拆迁补偿标准和拆迁是否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应由法院最后裁定。被拆迁的吴苹一家人说政府提出的“拆迁涉及公共利益”的说法不成立，难道吴苹说不成立就不能成立吗？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决定的，应由法院决定。法院已经做出裁决就应当执行，这是最后的权威。如果法院的裁决不算数，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2008年的杨佳上海袭警案，也使江平受到民粹攻击。这一年7月1日，北京青年杨仕持刀闯进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杀死六名没有防备的警察，重伤五人。2日，网上大量转载一个帖子，说杨佳之所以袭警，是因为此前他曾受上海警察殴打，致使其丧失生育能力，所以才报复。网络舆论一边倒倾向杨佳，称他为“义士”、“大侠”。对于如此严重的故意杀人案，很多人“坚决反对判处杨佳死刑”。江平认为，尽管上海司法系统在杨佳案审判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相关证据不公开，审判过程不公开等，但杨佳杀了这么多人，判处死刑不存在问题。江平在一次演讲中说，同意上海高院判决杨佳死刑。一位出席演讲会的男士站起来对江平说，我非常尊重您在中国法学界的泰斗地位，您前面的讲话我都赞同，但是您在杨佳案件上的观点我不同意。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一定会向您扔过去。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在这一年7月17日的电视评论中说，大家在生活中可能都有各自的郁闷，于是把这个事件当成了一个出气口。在我们社会里，同情弱者的情绪一直很强烈。而且长时间以来，大家觉得警察的一些做法应该改正，比如局部地区警察粗暴使用警力等，大家都很有意见。但是，难道这样就可以下手杀这么多警察吗？那六个警察的生命呢？为什么在六个生命面前，居然有了对杨佳这样的赞美呢？这很值得我们反思。应该在每一个民众心中都树立起生命的尊严、生命的意识和对生命的怜悯。这需要一个过程。

人们还记得，2006年11月27日夜，贵州省兴仁县县长文建刚一家六口在家中被杀，惨遭灭门。网上欢呼：“只要是杀官家，我就举双手赞成！”

2009年5月10日，湖北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娇基于自卫，用刀刺死了无理纠缠她调戏她的镇政府官员邓贵大，刺伤镇政府工作人员黄德智。事件发生后，网上舆论一边倒支持邓玉娇，《邓玉娇刺官》、《烈女邓玉娇》、《侠女邓玉娇》、《生女当生邓玉娇》等大量文章传播全国，说邓玉娇“宰恶吏于当场，抒民愤于巴东”,“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恩施州公安局认为邓玉娇“防卫过当”，移送检察院，立遭全国网络猛烈攻击质问，支持邓玉娇的律师和大批网民前往巴东县声援邓玉娇。在网络压力下，该县法院宣判邓玉娇免予刑事处罚。随后，邓玉娇被安排到恩施电视台工作。黄德智被开除了党籍。

在这一案件中，著名刑法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根据掌握的证据，认为邓玉娇没有受到强奸，属防卫过当，结果遭到互联网猛烈指责，网上评论说他“晚节不保”。大律师张思之听到马克昌遭到网上谩骂，非常气愤。当年“四人帮”辩护律师之一、刑法学家苏惠渔说，马老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马克昌意识到民粹情绪对法律的干扰将会导致恶劣后果，他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法律人如果迁就民意，法治肯定搞不成。他说，当你欢呼舆论审判胜利的时候，别忘了舆论审判的灾难有一天会落到你头上。

从以上例证不难看出，草根性、非理性和抗争性，是民粹主义三大特征。仇官、仇智、仇富，是民粹主义的三个火山口。

当下中国，大众利益常遭官方侵犯，而民间组织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法制化表达渠道遭遇阻隔，结果促使民粹趋向于极端化和暴力化。这对中国并不是一个福音。

民粹主义具有反市场倾向，往往是专制主义的工具

民粹主义是对社会不公以及腐败的抗争手段。它的积极效应是平民参与，监督权威和精英。但是它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带有很大的破坏性，多数人暴政的结果是把社会拉向后退，给民众造成更大的伤害。学者吴稼祥说，民粹主义思潮对于社会，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但对于制度化程度越低、转型越不彻底的社会，负面作用越大。

民粹主义往往是激情的、浪漫的。民粹主义在表面上是激进的，而在骨子里，是害怕竞争的保守力量，因而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尤其是，当大众被某些魅力型领袖控制利用的时候，民粹主义群众运动往往成为强制意志统一、压制个人权利的反民主的专制手段。比如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对敌人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民粹主义并没有核心价值观，也不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因此有人称民粹主义是一种“空心化”的政治工具。民粹主义有时候是进步的工具，有时候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翼力量的工具，也是右翼力量的工具。这种种情况，都源于民粹主义的“空心化”，没有核心价值。民粹主义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也可以依附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

民粹主义者常常高举反对压迫、要求公正的旗帜，但从前面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自己的对手或想象中的“敌人”所采用的手段，是不是新的压迫和新的不公正呢？

正因如此，一些人往往通过强调全民公决、人民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进行操纵和控制，以达成自己的目标。比如阿根廷的庇隆在得到民众大力拥护，走出监狱并上台之后，就把法治变成了武力统治，系统地破坏了作为民主制度之根本的言论、出版、集会和不受随意逮捕、监禁的自由，实施个人独裁。

为什么中国的民粹主义能够发展到“文革”的地步？郑也夫提出了一种解释。他在《知识分子研究》一书第二章“知识分子与大众”中说，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平等思想之后，产生了一种原罪感。他们认为社会的不平等使大众处于劣势地位，因而觉得自己对民众负有债务。在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在否定自身的同时，往往把大众理想化，认为大众代表着高尚的道德，于是在强烈的自责中提出学习大众，进而放弃了作为先觉者启蒙大众的使命，同时否定现存的教育与文化，不惜以一种文化废墟代替不平等、不完美的现文化。这种原罪意识造成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从而助长了社会上民粹情绪的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