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急流涌动（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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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来看，有以下六项内容。

一是极端平民主义，反对精英主义，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民粹主义常常打出“人民”的旗号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说，民粹主义者的言语中充满了对头脑敏锐的知识分子、官员和富人的诋毁。4民粹主义者所说的人民，是一个抽象的整体概念，他们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轻视态度，尤其是当某个人持批评意见的时候。民粹主义者虽然反对权威，却容不得反对派。

二是反对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即直接“大民主”。

三是“均贫富”，要求结果均等。“同样是人，有人富甲天下，有人一贫如洗，这太不公平了！”民粹主义注重的不是起点平等即机会均等，而是结果均等，因此不惜以无偿没收、抢劫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

四是道德至上，而且认为道德只存在于底层大众之中。“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底层大众的裁决就是正义。民粹主义者鼓吹革命道德高于法律，高于程序，只要是“革命行动”，杀人放火也是正义。

五是崇拜那些从底层崛起的传奇型、道德型、魅力型的卜里斯玛式领袖。民粹主义在反对权威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同时，又极端崇拜他们心目中的魅力型领袖，并且不容任何人批评他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

六是不耐烦渐进改良，热衷于暴力和推倒重来。

火烧赵家楼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

就中国情况来看，有学者指出，十月革命也给中国送来了民粹主义。比如滥用暴力，铲除私营经济，甚至消灭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等，这些做法给中国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以五四运动为例。近年来，除了朱学勤等人引述梁漱溟当年对学生的批评，质疑火烧赵家楼以及殴打章宗祥的暴力行为之外，江苏学者胡传胜又在广州市社科院出版的《开放时代》2010年8月号发表文章《五四事件中暴力行为再反思》，这是多年来就此间题反思最深刻的文章。

胡传胜说，多年来，五四运动中的暴力行为与政治行为被混为一谈，政治事件的合理性遮蔽了暴力的残忍性与犯罪特征。虽然暴力发生在爱国运动之中，但二者毕竟不同，再崇高的目标也不能作为侵犯具体人的借口，纵火与伤人必须受到惩罚，否则公共生活必然陷入野蛮状态。当人们以至善的名义对一个被称为“罪大恶极”的人（在五四运动中，类似形容词仅表示人们对他们不赞同而已）进行袭击的时候，社会文明不可能得到提升，这种袭击本身也会使人性善毫无价值。以放火伤人的行为作为某一历史阶段的开端，预示着某种令人不安的东西。

胡传胜认为，当时为暴力辩护的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等人的民粹主义言论是极其恐怖的。罗家伦说：“这次学生虽然没有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打死，但是把他们在社会上的偶像打破了！以后的社会制裁，要更多哩！”陈独秀说：“对于社会与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身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绝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胡传胜赞同梁漱溟与胡适。当时梁漱溟说：“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言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于他。纵然是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做得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胡适说：“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精神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

胡传胜说，公民社会得以成立的条件是，法律秩序高于或优先于政治秩序，这是政治文明的保证，否则，政治上互相冲突的群体就会陷入混战。五四游行者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对决策者进行指责，但他们并不具有实施暴力的合法依据。如果认为游行者就是民意代表，他们的要求就是最好的法律，他们说政府如何构成就应该如何构成，那么这不是说理，而是强制。其结果必然是谁能打谁获胜，谁就是民意代表。这是成王败寇、改朝换代的观念，不是公民理论。当赵家楼火光升起，章宗祥被痛打时，人的尊严与自由也就被击破了。采取暴力方式，不论它有多大政治上的必要性，都是不文明的，受到危及的是政治表达本身，这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教训之一。胡传胜认为，大众的抗议，应该在游行示威和自由言论的范围内表达，超出这个范围的暴力，应负法律责任。

毋庸讳言，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湖南农民运动存在同样的问题。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酸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5

这种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滥施私刑强夺别人生命的民粹暴力，只能导致社会退步和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最近，秦晖在《历史的启迪：再谈俄国的改革与革命》一文中说：“中国的地主（指构成地主中绝大多数的平民地主）是上千年土地私有制下自然形成的，其土地基本来自继承与购买，靠强夺公产形成的权贵地主很少。”6对于这种产权关系，用杀人抢夺的“砸烂”办法无偿剥夺推倒重来，显然不如台湾20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更趋合理。作家、学者阿城曾在《收获》杂志撰文说，大规模消灭地主，等于消灭了农村精英和善于经营农业经济的企业家。另外，就小姐和少奶奶而言，假如“土豪劣绅”的小姐并未成年抑或并无犯罪事实，为什么也要“踏上去滚一滚”呢？这只能表露出性虐待意识和民粹主义攻击人性的破坏性。

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左倾思想抬升走高，民粹主义也同步膨胀。除了在农村消灭私营经济之外，在城市中也一步步铲除了私营工商业，随之而来的大锅饭，排除市场竞争，乃至于在农村消除家庭功能大规模举办公共食堂，在城乡无偿征收家庭财产“大炼钢铁”，都是浓墨重彩的民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