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第4/9页）

黄金时期的到来，加深了这条代沟，至少到了70年代方才中止。生长于全面就业光明时期的少男少女，如何能体会挣扎于30年代经济萧条黑暗中的苍老心境？反之，满身创伤诚惶诚恐的老一代，又怎吃得消年轻浪子的洒脱？对后者来说，工作一事，不再是多年漂流于暴风海上好不容易才寻得的避风港（特别是一份既安定又有养老金保障的工作），工作随时唾手可得，如果忽然想去尼泊尔充电一阵子，工作更是随时可弃之物。这种代沟，并不只限于工业国家，因为农民人口的大量减少，也在农工两代与人力机器之间，裂下一道断层深痕。法国老一辈的历史教授，都生长于每个法国孩童均来自农村或至少在乡间度过假期的时代，如今却发现自己得大费周章地向1979年的学生解释，挤奶女工的活儿是怎么回事，堆着粪堆肥料的农舍庭院又是什么模样。这道巨大代沟，甚至波及一向居于20世纪惊涛骇浪边缘的众多人口——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一向以来，政治上的各项骚动只是远远扫过他们。其中种种热闹纷扰，除了对个人生活造成很少影响的部分，他们都兴趣索然不予置评。可是如今，这份安静清闲却不再有了。

诚然，不论新事物的裙角是否再度掠扫他们而去，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比以往年轻了。在大多数人口出生率始终居高不下的第三世界国家里，于20世纪下半期任何一个时期当中，都有五分之二到半数国民的年龄在14岁以下。不论他们家族之间的关系有多亲密，生活中传统网络的制约有多强大，新一代人口如此众多，两代之间在人生的经验期望上，无法不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90年代初期，海外流亡多年的南非政治人士重回祖国，虽然飘舞着同样的旗帜，同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效命，可是他们的心情，与南非各地城镇新起的年轻“同志”，却有着极大的不同。相反地，索韦托（Soweto）的多数群众，这些在曼德拉（Nelson Mandela）入狱多年后才出生的一代，除了把他当作一个象征或圣像之外，实在难有相通之处。就许多方面来说，这些国家的代沟其实比西方更大，因为后者的老少之间，至少还有永久性的制度，以及政治上的延续性为之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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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文化就广义而言，更成为新时代人类文化革命的母体，其内涵包括了风俗活动的规则、休闲方式的安排，以及日渐形成的都市男女主要的商业艺术。因此这项文化革命有两个最重要的特色：一方面它是通俗的、平民化的；一方面它却又是主张废弃道德的。这两点在个人行为上尤为显著，每个人都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外界的限制规范处于最低点。但在实际上，人人却又摆脱不了同辈及风尚的压力，众人的一致性反而不比以往低。这一点，至少在同辈之间或次文化群体中是如此。

上流社会从“庶民百姓”中撷取灵感获得启发的事例，其实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当年法国有玛丽皇后（Queen Marie Antoinette）突发奇想，以假扮农家女挤奶为乐。这且不论，浪漫人士也对农村的民俗文化、民歌、民舞大为欣赏，崇拜不已。在他们时髦善感的同好之中，则有一批知识分子，如波德莱尔（Baudelaire），对贫民生活突发幽情（nostalgie de la boue）。此外，尚有维多利亚的上流人物，特别喜欢跟社会阶层比自己低下的人发生关系，他们觉得此中趣味无穷，至于其对象的性别为何，则视个人喜好而定（这种心态直至20世纪末期仍未绝灭）。在帝国时代，经由平民艺术的兴起，及大众市场性的娱乐精华电影，这两项新艺术形式的蓬勃发展冲击之下，文化影响首次有系统地自下而上发动（参见《帝国的年代》第九章）。不过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大众与商业娱乐的风向主流，主要仍以中产阶级的趣味为先导，或至少也以其名行之。古典的好莱坞电影界，毕竟是“受人尊敬”的行业，它颂扬的社会理想，遵循着美国强调“家庭价值”的路线；它揭露的意识形态，充满了爱国情操的高尚口吻。诸如《安迪·哈代》（Andy Hardy ，1937—1947）等“促进美国生活方式”的“好电影”成为好莱坞制片的道德标准模式（该片连出15集，曾因以上优良主题赢得一座金像奖）（Halliwell，1988，p.321）。凡是与这个道德世界相违的作品一如早期的匪盗电影，即有将宵小之徒理想化的危险——好莱坞在追求票房之余，便得赶紧恢复这个小世界中的道德秩序。其实它的自我设限已经很严格了，好莱坞制作道德规范里规定（1934—1966），银幕上的亲吻镜头（双唇紧闭式的亲吻），最多不得超过30秒。好莱坞最红、最轰动的作品，比如《飘》（Gone with the Wind ），是根据中产阶级大众的通俗小说摄制。这些电影里描绘的文化世界，完全吻合萨克雷（Thackeray）笔下的《名利场》（Vanity Fair ），或罗斯丹（Edmond Rostand）《西哈诺》（Cyrano de Bergerac ）一剧中的众生相。只有那轻松歌舞剧或马戏团杂耍小丑出身的喜剧电影，才能坚持其凌乱无秩序的平民风格，不被这一股中产阶级之风所同化。可是到了30年代，连它也站不住脚了，在明灿亮丽百老汇大街型喜剧，也就是所谓的好莱坞“疯狂喜剧”（crazy comedy）的压力之下溃退。

于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百老汇“音乐剧”脱颖而出，一鸣惊人。这种花团锦簇的音乐喜剧，以及点缀其间的舞曲歌谣，事实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的趣味——不过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爵士音乐的影响，此风是否还能成其气候。这些作品的写作对象，是纽约中产阶级的成年观众，其中的词情曲意，也都是为这一群自以为是都会新秀的男女而作。我们若将百老汇大家波特（Cole Porter）所作的词曲，与滚石乐团随便比较一下，即可发现两者之间大异其趣。好莱坞的黄金年代，与百老汇的黄金年代相互辉映，都建立在一种市井平民与体面人物共生的混合趣味之上。

50年代与众不同的新奇之处，在于上层与中间阶层的年轻男女——至少在对世界风气日起领导作用的盎格鲁—撒克逊青年中间——开始大量模仿并吸收都市底层社会的人或被他们以为属于这一阶层者的行为事物，诸如音乐、衣着甚至语言皆是。摇滚音乐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50年代中期，摇滚乐突然横空出世，从原本被美国唱片公司列入专以贫穷黑人为对象的“种族类”（Race），或“蓝调类”（Rhythm and Blues）音乐当中，一跃而成全球年轻族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人青少年的世界语言。工人阶层中的时髦小伙子，过去模仿上流社会的高级时尚，或向中产阶级次文化，例如波希米亚式艺术家，暗自效仿，工人阶级里的姑娘更擅此道。可是现在形势逆转，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平民阶层的年轻男女，在市场上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而且反过来，开始领导贵族的时尚。随着牛仔裤的风头大健（男女皆然），巴黎的高级流行时装（haute couture）若不是暂时偃旗息鼓，就是干脆接受失败事实，挟带着自己的响亮名号，或直接或授权，下海做起大众市场的生意——附带一句，1965年，是法国女装业裤装产量超过裙装的第一年（Veillon，p.6）。英国年轻的上流男女，纷纷改掉去原本一出口即可证明自己身份的纯正无误的口音，改用一种接近伦敦一带工人阶级的腔调。[2] 体面的上等男子——上等女子也不甘示弱，急起直追，也开始模仿劳动工人、士兵等职业的粗犷口吻，喜欢偶尔在说话当中带起脏字。这种说粗话代表男性气概的作风，原本绝对是受人鄙夷的下流行为。文艺界也绝不居于人后，某位颇有才气的剧评家，即在广播中用起“干”（fuck）这个脏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童话世界的历史上，灰姑娘化身的美女，从此不再需要凭华服丽饰于舞会中夺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