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第3/9页）

首先，所谓“青春期”，如今不再被视作成人的预备时期，却意味着完成人生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人生，就像运动一样，以青少年时为其高峰（在今天，又有多少数不清的少年希冀在运动场上扬名），一过30岁，便显然开始走下坡路了，对运动的兴趣也大为降低。可是社会的现实正好相反，权势、成就、财富，却随着年龄增加（只有运动界及某些演艺界是例外，又或许纯数学也可算作其一吧）。这个现象，毋宁说是人世间不合理安排的又一佐证。直到70年代，战后世界可谓完全掌握在老人手里，“老人政治”现象之盛，甚至比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换句话说，这些在位的老人——绝大部分是男性，女性少之又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的甚至在大战开始时便已成年。这种老人当道的现象，不独资本主义世界（阿登纳、戴高乐、佛朗哥、丘吉尔），甚至连共产党世界也不例外（斯大林、赫鲁晓夫、毛泽东、胡志明、铁托），并包括各前殖民地的大国（甘地、尼赫鲁、苏加诺）。即使在军事政变出身的革命政权当中，也少见40岁以下的领袖——而事实上以军事政变达到政治改变的，往往多由低级军官为之，因为比起高级将领，前者的行动就算失败，损失也比较少。因此当年仅32岁的卡斯特罗夺得古巴政权时，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一时间在国际上引起不小冲击。

但是，世界虽然仍握在老人手里，他们却已经默默地，也许甚至不觉地，将位子一点一点地让给年轻一代了。至于欣欣向荣的化妆品业、护发用品业、个人清洁品业，更受年轻消费者欢迎。这些行业的繁荣兴旺，绝大多数得益于少数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1] 60年代末期开始，各国兴起一股将投票年龄降至18岁的趋势，即美英德法四国。对于青年男女开始（异性）性交的年龄，社会上也有普遍认可降低的迹象。另一个趋势却是，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老人比例大增，以及——至少在幸运的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里——老化现象的延后，退休年龄却提早来到，到了公司经营拮据之时，“提前退休”竟成了裁员的最佳渠道。大公司主管年过40，一旦失业，会发现处处碰壁，觅职之难不亚于白蓝两领职工。

青少年文化的第二项新特征，直接由第一项而来：这项新文化运动成为“发达市场经济”的主力部队。一是因为当今年轻一代，代表着一股极为集中强大的购买力量；二是由于如今每一代新起的成人，本身也都曾是具有自我意识的青少年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既走过这段社会化的路程，精神上自然接受其洗礼，带有其标志。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科技惊人发展，吸收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自然比年长保守者占上风，或至少比适应能力已渐僵化的年龄层占有极大的优势。美国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日本的日立（Hitachi），不论其管理阶层的年龄分布如何，新电脑、新软件的设计人员，却都在二十多岁的年龄段中。虽说这些机械程序的设计，都是以“人人都能用”为原则，可是对那些不曾和新科技一起成长的那代人来说，显然比新生一代吃亏多了，孩子们如数家珍，父母却完全没有概念的新事物、新知识越来越多，相形之下，父母所能教给儿女的东西仿佛越来越少。两代之间的角色，似乎来了一个大翻转。美国大学校园更首开风气之先，来来往往的青年学生人人一条破牛仔裤，他们要学工人百姓的穿着，故意不要像他们的长辈那么高贵讲究。这副打扮，逐渐向外传播开来，于是不分上班放假，处处可见到牛仔裤。在某些所谓“创意型”或嬉皮式的工作圈里，甚至可以看见牛仔裤的主人，顶着一头灰白的头发。

都市青少年文化还有第三项与众不同的特质，即其惊人的国际化现象。牛仔裤与摇滚乐，成为现代摩登少年的标志，成为注定将变为多数的少数人的记号。这种现象，不独在一般正式容忍它们存在的国家存在，就连苏联的青少年，从60年代开始至今，也纷纷追逐这股牛仔摇滚之风（Starr，1990，chapters12—13）。有的时候，摇滚歌曲中的英文歌词甚至无须翻译，同样可以令青少年如痴如醉。此情此景，固然反映美国通俗流行文化及生活方式风靡全球所向无敌的霸权地位，我们同时却也要注意一个真相：其实西方青少年文化的心脏重地本身，也是与文化沙文现象持相对立场。这种反文化沙文的心态，尤其可以从他们对音乐趣味的取舍看出来。他们非常欢迎来自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风格，80年代开始，更对非洲风情情有独钟。

文化霸权的现象并非自今日始，但是其中的运作方法已经全然改观。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美国电影业是其主要的传播媒介，事实上也是当时唯一拥有全球发行网的行业。二次大战之后是电影观众人数的鼎盛时期，高达数亿。随着电视及各国电影事业的兴起，以及好莱坞影棚作业体制的结束，美国电影业的霸势稍有失色，也流失了许多观众。1960年美国电影的年产量，即使将印度日本两大电影王国除外，也不及全球影片总产量的六分之一（UN Statistical Yearbook ，1961），不过后来它还是扳回几许颓势，再振雄风。至于电视事业，由于市场分布甚广，语言类别过多，美国倒从来不曾计划在国际上建立与电影独霸程度相当的王国。因此它的青少年文化风格，乃是借着某种非正式的渗透直接散布；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它的信号乃是经由英国转送，对外扩大传播。其中媒介，先为唱片，后是录音带；而两者的行销渠道，不论今时还是以往，却都是以有年头的古老方式，即无线电广播。年轻人中日盛一日的国际旅行风气，将一小群一身牛仔衣裤的青年男女——人数虽少却日渐增多——连带着他们的影响力，川流不息地送往世界各地。各国大学之间，从60年代开始，也建立了快速交流传播的设施。于是借着向世界各地传送的文化形象，借着徒步天涯年轻旅人的亲身接触，借着各国大学生日益密切的联络网路，更重要的，借着广大消费社会时尚流行的强大力量及侪辈压力，青少年文化向世界各地传送，一个国际性的青少年文化于此诞生。

这股新文化可能会在更早以前产生吗？答案是绝对的否定。因为若不到这个节骨眼儿上，青少年文化的皈依人口定将减少许多，不论就绝对数字或相对数字而言，皆是如此。因为只有到了这个年代，就学年限才大为延长，大学里也才开始同时广收男女学生。同年龄的青年男女，从此在校园里共同生活，青少年文化的人数，因此大为扩张。更有甚者，那些提早离开学校，加入全职就业市场的少年男女（在一般发达国家中，多为14岁至16岁之间），在金钱上也远比先辈拥有更为独立的支付能力。这还得多亏黄金时代百业兴盛、全面就业的繁荣所赐，也得感谢他们父母一辈经济能力的好转，子女收入对家用负担贡献的比例，自然也相对减轻。青少年市场于50年代中期首度被商人发现，掀起了流行音乐工业的革命。在欧洲，则彻底改变了以大众市场为导向的时尚工业的面目。英国的“青少年潮”（teen-age boom），即在此时开始，其主要基础，是来自都会中骤然集中的一批收入颇丰的年轻少女，她们涌入不断扩增的写字楼和商店工作，手上可支配的收入往往比少男为多，再加上当时女孩子尚未染上传统男性特有的花费习惯如烟酒等，因此她们用在其他消费上的能力自然更为可观。少女们“雄厚的消费实力，首先在以女性为主要对象的行业上显现出来，如女衬衫、裙子、化妆品，及流行歌曲唱片等等”（Allen，1968，pp.62—63）。至于流行歌曲演唱会广受少女的欢迎更是不在话下，她们是会场上最招人注意也是嗓门最高的一群。青少年的购买实力，可以从美国唱片的销售量一窥究竟，从1955年摇滚乐问世时的2.77亿美元开始，飙升为1959年的6亿美元，再到1973年的20亿美元（Hobsbawm，1993，p.29）。在美国5至19岁的年龄层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在1970年时用来购买唱片的费用，至少是1955年的5倍。而且国家越富，唱片业越兴隆，美国、瑞典、联邦德国、荷兰、英国等国的青少年，平均每人花费在唱片上的金钱，高达其他财力不及但也在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的7至10倍。如今既可以独立恣意遨游于五光十色的市场之间，青少年自然更易为自己找到物质和文化的认同标记。但是在这个认同新象征的背后，却愈发横亘着两代之间巨大的历史鸿沟，或可说存在于1925年之前与1950年后出生者间的重大差距。这一代父母子女之间的代沟，远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为深，从60年代开始，家有青少年的父母都深深感受此中问题的尖锐及严重性。新时代青少年所居住的社会，与旧时代割断了脐带关系，有的因革命而改头换面，例如中国、南斯拉夫、埃及；有的由于被外来势力占领，例如德国、日本；有的则因为自殖民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年轻的一代，没有大洪水以前的世界记忆。上下两代，老少之间，他们唯一的共同经验，可能是一起经历了一场国家大战，例如英俄两国的老少曾经一度团结，共度时艰。除此之外——即使当老辈人愿意谈谈过去，就像多数的德国人、日本人和法国人勉强为之一般——少年人对长一辈的经验、感受，可谓完全懵然不知。对一名印度的年轻人来说，国会之于他，只不过是一个政府或一架政治机器而已，怎么叫他去了解老一辈曾经将国会视作一国奋斗争取自由之象征的感受？纵横世界各大学经济系的印度青年学子才俊，又怎么能够了解课堂上老夫子的感慨万千？对于年长的后者来说，想当年自己在殖民时代的最大野心是能够向大城里面的榜样“看齐”就已经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