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第4/12页）

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尤为显著。在此之前，接受大学教育者犹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只有在教育普及、大学林立的美国是一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德、法、英这三个国力最强大、发展最先进、教育最普及的国家，三国加起来1.5亿的人口里，大学生的人数只有微不足道的10万多，即占三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然而到80年代后期，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苏联等国的学生已以数百万计（这只是欧洲数国而已），更别提巴西、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美国这个大众高等教育的先驱增长之速自然更不在话下。到了这个时期，凡是推广教育不遗余力的国家，大学生人数均占总人口——男女老少尽在内——的2.5%以上。少数几个特殊的例子当中，大学生的比率甚至达到3%。在这样的国家里，20—24岁的年龄层中往往有20%的人仍在就学，这种比率并不稀奇。甚至那些对推广学校教育一事一向比较保守的国家，例如英国和瑞士，大学生的比率也升至1.5%。但是，学生群数字最大的比率，却出现于经济上离发达水准尚有一段遥远距离的国家，例如厄瓜多尔（3.2%）、菲律宾（2.7%）、秘鲁（2%）。

这一切不但是全新的现象，而且其势更突兀。“根据60年代一项针对拉丁美洲大学生所做的研究调查显示，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事实即为学生人数的稀少。”（Liebman，Walker，Glazer，1972，p.35.）当时美国学者曾经下过如此结论，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墨边界格兰特河以南的拉丁美洲世界，对于高等教育的立场，沿袭了欧洲主张少数精英精神——虽然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学生人数，每年其实在以8%的速度增长。事实上，一直要到60年代，学生的地位才比以前有显著的上升，逐渐演变为一支不可否认的重要政治和社会力量。1968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片学生激进主义的狂潮，而学生的声势，远比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真正统计数字的比例为大。话虽如此，学生人数激增却也是铁的事实，绝对不可忽视。1960—1980年的20年里，单在名校云集的欧洲一地，一般国家的学生人数普遍呈3—4倍的增长之势，而联邦德国、爱尔兰、希腊三国，更有4—5倍的增加，芬兰、冰岛、瑞典和意大利则为5—7倍，至于西班牙和挪威两国，增长更高达7—9倍（Burloiu，Unesco，1983，pp.62—63）。整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学生朝大学窄门挤入的现象却没有如此显著，乍看之下，似乎让人不由不生起好奇之心，因为它们特别以本身大众教育的普及为骄傲。到70年代至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日益深重，高等教育学生的人数更遥遥落在西方国家之后了。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高等教育人口，更比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为低。

但是进一步探讨一下，这种现象还值得奇怪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高等教育不断扩张的结果，到80年代初期，至少已经在7个国家里面产生了10万名以上的大学教职人员。西方高等教育扩张的现象，其实是由于需求的压力所致，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却无须对需求产生任何回应。对于计划人士及政府官员来说，现代经济对行政人员、师资力量和技术专家的需求量，自然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为高。这些人员，都需要经过训练方可产生，而大学及其他类似形式的高等学府，传统上便是提供这类训练的最佳场所，是公职人员及特殊专家的培养场所。人才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对教育民主的迷信，固然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与此同时，学生人数暴增的速度，却远超过纯粹理性计划本身所能设想的程度。

事实的发展是，但凡有能力、有机会的家庭，都迫不及待地把子女送入高等学校之门。因为唯有高等教育，才是子女未来的最佳保证。他们可以因此获得较好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经由教育晋升较高的社会地位。60年代中期，美国调查人员曾访问拉丁美洲各国学生，其中认为大学教育可以在未来10年之内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人数，高达79%—95%。相对的，只有20%—38%的学生以为，大学文凭可以为他们带来比其家庭现有情况更高的经济地位（Liebman，Walker，Glazer，1972）。事实上有了大学文凭，收入水准势必比非大学生为高，而在那些教育不甚普及的国家里，毕业证书更好比是铁饭碗。毕业生不但可以在国家机器里获得一份工作，权势、影响力及金钱上的强取豪夺，更随仕途而来。总而言之，毕业证书便是一把打开真正财富之门的金钥匙。诚然，多数学生的家庭背景，原本均胜过大部分家庭，否则明明是养家糊口的工作年龄，父母又哪能供得起他们多年的学费呢？但是也不见得他们全是出自富贵人家，通常父母都为子女的教育做出极大的牺牲。韩国的教育奇迹，据说便奠基于农家父母的卖牛所得，才尽力让子女跻身尊贵的学人之列（1975—1983年的8年间，韩国学生人数由总人口的0.8%一跃而为3%）。凡是成为一家中第一位大学生的孩子，有谁不能体会其中的良苦用心？全球景气使得无数小康家庭，包括白领阶层、公务人员、店家、小生意人、农家，在西方甚至连收入丰厚的技术工人在内，也有能力供子女求学。西方的福利国家，1945年由美国首开风气，以各种助学金的方式，大量提供退伍军人学费补助——不过多数学生还是准备过着极为简朴的求学生涯。在讲求民主平等的国家里，更把中学毕业后继续进修一事，视为学生理所当然的权利。以法国为例，即使到了1991年，依然认为国立大学应该完全开放，认为选择性招收学生不合法（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可没有此等权利）。于是青年男女纷纷涌进大学之门，政府便得尽快兴办更多的新大学容纳他们——美国、日本，及其他少数国家除外，大专院校几乎普遍为公立，少有私立大学。兴办新大学的热潮，以70年代为最盛，几乎倍增。[3] 此外，60年代纷纷独立的前殖民地新兴国家，也都坚持设立本国学府。大学，就如国旗、航空公司、军队一般，都被这些新兴国家认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独立象征。

除了一些极小的国家或极度落后的国家之外，各国的男女青年学生及教职员等，动辄数以百万计，少则也有数十万。他们或集中于广大却与外界隔绝的校园里，或潮涌入大学城内，众多大学生随之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一种新兴力量。大学生这个现象是超国界的，他们跨越国界进行交流，分享沟通彼此的观念经验，其势从容，如鱼得水，交换的速度却又极为迅速，对于新科技的传播及运用，他们比起政府部门也更为得心应手。60年代发展的情况证明，学生群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激进作用，他们向国内外表达其对社会政治不满情绪的方式也颇为不凡。在一些极权国家里，学生更是唯一能够采取集体政治行动的群体。因此，当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学生人数不断膨胀之际，在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1973年后的学生人数却被迫下降，由全部人口的1.5%减少为1.1%。其政治意义不可不谓深远。1917年以来，革命者昼思夜想，希望有一天各地同时爆发世界性的社会运动，而在1945年后的黄金年代里，最接近这个梦想的一刻恐怕就要数1968年。那一年，全球学生发起运动，从西方世界的美国和墨西哥，到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学生运动浪潮，其中多数是受1968年5月巴黎学生暴动事件的刺激。当时的巴黎，可说是一场撼动全欧的学生运动的震中。老一代的观察家，如阿隆（Raymond Aron）一辈，对学生的行动颇不赞同，斥之为一场街头闹剧，不过是一种为发泄情绪的所谓“心理剧”罢了。然而，学生运动虽然算不上革命，但也绝非如阿隆眼中所视，只是一种儿戏。算算1968年这一年的总账，法国有戴高乐将军时代的结束，美国有民主党政府时代的终止，中欧共产党国家则对自由派共产主义的希望幻灭。随着特拉泰洛尔科（Tlatelolco）的学生大屠杀事件，墨西哥政治也从此静静地展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