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拜相从头收拾旧河山(第2/4页)

船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时,又得到高宗“登大宝”的公告,令李纲悲喜交集。钦宗对李纲到底还是有知遇之恩的;徽宗到后来,对李纲也颇有故人之情。两位天子北去,一个时代结束,李纲的心情不可能不复杂。

继续前行不久,他得到消息说:前方不远处的金陵,被叛乱的兵卒所占领。叛军们囚禁了大帅宇文粹中,反了!他们滥杀官吏居民、劫掠官府,焚舟船无数,士民财物被抢劫一空。虽然后来被招安,但贼性仍然不改,常带甲横行,杀戮如故。

李纲立刻写了一份文告送去,要求他们听自己节制,加入勤王军行列。叛军们慑于李纲大名,都表示愿意解甲,听候收编,但仍然不大老实,李纲抵达金陵后,与负责当地事务的转运使李弥安联手,诛杀了叛军首恶者三十六人,其余徒众千余人交由有关武官统辖,为百姓除了这一害。在金陵,李纲向高宗上表庆贺,同时上书论时事,纵论宣和末年以来对金策略的失误。他说:自古中国对付夷狄之患,不过三策,即战、和、守而已。我方如果城池坚、人心固,则可以守;我方如果士卒勇、形势利(地势有利),则可以战;我方如果辞理直、威力强,则可以和。

这就是说,讲和,也是要靠资本的。在能打败敌人的条件下谈和,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真髓。

李纲分析靖康年间的失利,说,那是因为既不战、又不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只是向敌人乞怜,希望敌人有恻隐之心,怎么能成?就好比盗贼进室翻箱倒柜,主人竟然毫无阻拦,他下次怎能不再来呢?这一篇《上皇帝封事》的奏疏,足足写了七八千字,折算成现代汉语,大概有两万多字的分量。足见李纲对高宗“拨乱反正,以图中兴”抱有极大的希望。

李纲离金陵,率军北上,在途中看到公告,才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宰相。当初康王赴金营为质之前的慷慨,给李纲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即位后又对自己寄予如此厚望,思之,不禁“感极而继之以泣”。

到了泗州,整个局势有了变化,有诏令各地勤王军均停止前进,解散回归原地。李纲舍不得解散义军,就把从湖南带来的和在金陵收编的兵都留在泗州,自己只带了数百人的护卫队,赴南京上任。过去,尚书省不知李纲已率军前来,给李纲的文件都是发到湖北的。他们得到李纲在金陵的奏疏,才晓得李纲已经近在咫尺了。于是,关于新的任命与皇上欲召见的札子,很快就直接送到了李纲手中。

与此同时,李纲收到的还有颜歧派人送来的奏稿。颜歧的这个搞法非常不合官场常规,在中国古代史上极为罕见。当官儿的一般都很稳重,儒家熏陶下的官场就更是如此,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利益,官员立刻就能变成泼皮!

李纲看了以后,倒是明白了:自己被任命为相,是高宗的“乾纲独断”,外廷大臣则是多有反对的。

这时有人劝他说:“不如就留在此地,不去算了!”

李纲哪里会被这几个小儿吓倒,他说:“国家艰危至此,岂是臣子避嫌疑、自爱惜之时!皇上对我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推心置腹,即便将来退归田里,死且不朽。颜歧之言,何足恤?”

话刚说完,宫中又有使者前来催促李纲快行,说皇上决定赐御筵于金果园,由黄潜善主持宴会,吕好问、汪伯彦也出席。

李纲不敢受命,连忙写奏疏推辞。

走到南京近郊,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见,说起前些日子高宗派人持御书,前往湖北迎接李纲,书信上写有“学究天人,忠贯金石。今日百姓之命急如倒悬,若非不世之才,何以成就大事”之语。李纲听了,更是感激流泪,马上就起身赶往行宫。

在南京城门外,黄潜善等三位执政亲自恭迎。他们告诉李纲,御筵已按李纲的意思免了,先请回馆所休息,暂以城北的一处官衙为宰相府第。

歇息了不大一会儿,高宗就派人来宣召。接见的地方是在由知府衙门临时改建的行宫里举行的,这天,恰好是高宗登极满一个月。见了高宗,李纲做了述职,说话间不禁涕泗横流,高宗也很感动。李纲在奏对时首先表示了两个意思,一是他对大宋百官没有气节表示了愤怒:“金人迁劫二圣之后,派奸臣传命,废灭赵氏,而立张邦昌,伪号大楚。在京侍从百官北面屈膝,奉贼称臣,没有一人死节。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如此者!”

二是表示:中兴大业,责任全在陛下和宰相,而自己力量微小,不足以报答知遇之恩,望皇上收回成命,将宰相改授他人。

高宗这时初即位,头脑还相当清醒,他说:“朕知卿忠义甚久,在靖康时出力甚多,为同僚所不容。朕当时曾进言: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宁,非以李纲为相不可。今日朕孑然一身,有赖卿左右扶持,共度艰难。此意已决,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李纲见对话的气氛很好,就提出了颜歧奏稿的问题——他要把障碍尽量消除在萌芽状态中。李纲说:“假如颜中丞认为,臣之才能不足以任宰相,那还可以;但是说臣为金人所恶,所以不能为相,这我就不明白了!金人与赵氏为仇敌,赵氏之臣为金人所喜者,必有能得金人欢心之处。对这样的人不提防,反而要用为相,则自古卖国者都可为忠臣了!”

高宗听了笑笑,说:“颜歧是有此言。朕已告之: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颜歧无语而退,此不足虑。”

接见完毕,高宗就派人陪送李纲到都堂开始办公,又命三执政也都到都堂聚齐。

次日,有旨让新班子奏事。李纲与众执政奏事完毕,又留下来单独奏对。他对高宗说:“自古人主(皇帝),惟论一相。相得其人(宰相人选得当),则朝廷正,而天下之事成;相非其人,则朝廷乱,则天下之事废。”

这是千古至理。中国古代的皇权体制,实际上是皇帝与宰相班子共治天下的集体领导机制。宰相的为人确乎影响巨大。以往的历史研究者,往往为“封建专制”这个概念的表面意义所制约,忽略了宰相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

李纲说这些,本意还是想辞职,他不想再做一回被人诬陷的政治箭靶。

高宗告诉他:“朕决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灵,赖卿以安!”——这个问题,就不用再谈了。

李纲内心感激,但还是要把话说在前头,他说:昔日管仲对齐桓公说过,君主往往有几大毛病,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虽然用你但不能放手重用),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能信而又以小人参之(利用小人给你掣肘),这都是有害于霸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