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2/6页）

“我明白。恐怕是我的错。”A道歉不迭。

“没关系。”第一个人说着打开登记簿又开始写起来。

“我现在能拿到新的阅览证吗？”A问。这时几分钟已经过去了。

“那边。”

“可你刚才说，你是负责更换年度阅览证的！”A抗议了。

“呵，可那只是当我坐在那边的时候。”第一个人说。“我们现在已经交换位置。我们时常会这么做，为的是一旦我们俩有一个生病了，”他接着说，“另一个可以兼顾他的工作。”

A朝第二个人走过去，心里烦透了。

“早上好。我能帮你什么忙吗？”第二个人说，好像头一回跟他打招呼似的。

“我想更换我的年度阅览证。”A说。

“当然可以。我可以看看你的旧证吗？”

“不行，那人——那位先生——刚把它撕碎。”

“你那张旧的肯定是年证吗？”

“对。他刚把它撕碎。你没看到吗？”

第二个人一脸严峻地摇摇头：“这很不合乎规范。你不应该把阅览证给他。他现在负责的是短期阅览证。”

“我说，我只是想更换我的阅览证。你们俩谁来办理有什么关系呢？”

“恐怕我无法更换一张对我而言根本不存在的阅览证。”

A用双手紧紧抓住柜台，闭上眼睛。“那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用嘶哑的声音低声问。

“我可以给你办一张短期阅览证……”

“这可不行。我每天都要在这里工作。我是靠每天来这里生活的。”

“那我只能建议你，等我的同事和我下一次交换位置后再来了。”第二个人说。

“那会是什么时候？”

“喔，那可不好说。如果你愿意就等着吧……在那边那个房间……你在等候时可以找到很多人聊天……你的名字会被叫到……”

“您没事吧，先生？”

亚当发现自己躺在走廊的地板上。门卫和另外几个人正俯身用关切的目光看着他。在他身旁的血迹上散落着他过期的阅览证的碎片。他摇摇晃晃站起来，感到有些头疼。

“出什么事了？我昏倒了吗？”

“看起来像，先生。您想找个地方躺下来休息吗？”

“不用，谢谢。我没事。只要我能把阅览证更换一下……”

“这边请，先生。”

他弯腰去捡自己的手提袋，袋子放在这尊异教神像的脚边，像是还愿的供奉，这时亚当感到自己的肩膀被一只瘦骨嶙峋的手牢牢抓住。

“这会儿才来博物馆算是什么作息时间啊，爱坡比？”

亚当站直后转过身来。

“噢，你好啊凯末尔。都是披头士害我塞车。我想他们是要去宣布议会开会。”

“别找借口，”凯末尔气势汹汹地说，“你知道，有多少积极勤奋的学者，成群结队地在阅览室里徘徊着想找到一个座位，而我违反规定为你保留的那个——”

“我希望是带软垫的。”

“是带软垫的，这就更是违规了……过来抽一根。”他的最后一句话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自打多米尼克出生，亚当就戒烟了，不过他总是希望有什么可以分散一下注意力，所以通常会陪着凯末尔到博物馆的柱廊下，时不时消耗些尼古丁。但此刻他比平时更深切地感受到良心的谴责。

“噢，听我说，凯末尔，今天不行。我得抓紧时间了。”

“瞎掰，老兄，”凯末尔用温顺的语气怂恿说，并把内心乐意同行的亚当领到出口处，“你看上去很累，憔悴不堪的。吸口新鲜空气对你大有好处。再说，我刚想到某项新的立法要和你讲讲。”

“哦，好吧，就一分钟。”

“你要是喜欢，就接着装蒜吧。”凯末尔刻薄地说，反正他确定亚当愿意作伴。

“这里太冷了，”他们走入阴冷、潮湿的空气时，亚当抱怨道，“我们干吗不去咖啡厅来杯咖啡呢？”

“我讨厌咖啡厅，这点你很清楚。自从建了咖啡厅，博物馆就每况愈下。想当年我刚开始做研究时，根本没有这样的奢侈享受。抽根烟都无处可去——没地方，你给我听好了，在整座建筑物里。你必须走出去，到柱廊边上，即使是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当时曾有好几起冻伤的例子。我记得，”他用过来人的口吻继续说道，“五七年的冬天吧……学者们冻僵了被抬进来，烟斗的烟嘴都给咬穿了。不得不把这些人抬到北馆去解冻。你们年轻人很难想象。”

凯末尔(2)（他的姓氏用来形容他的形象，贴切至极：走起路来两条长腿僵硬地迈着大阔步，驼着背，还有长着厚嘴唇的滑稽脸庞，以至于这个名字通常会被认为是个很传神的绰号）看不上并不特别老，只不过人人都觉得打从认识他起，他就始终在做博士论文。论文题目——《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卫生问题》——看上去挺小儿科的；但是，据凯末尔本人耐心的解释，作品中不提卫生设备和提到卫生设备同样重要，因此他的工作量涵盖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全部小说作品。况且，维多利亚时期最好应被理解为一段过渡时期，其间，十八世纪对于人类排泄的滑稽描写，从社会改革的角度讲，或被压制或被升华，直到在乔伊斯以及其他现代派作家笔下，复又出现，成为文学象征主义的一个来源。凯末尔前期准备阶段的阅读面越铺越开，看起来他决意要穷尽博物馆藏书室的全部资源之后才会开始动笔。前不久，布卢姆斯伯里谣言四起，说凯末尔已经写完第一章了，内容是关于尼安德特古人的卫生；但是凯末尔愁眉苦脸地矢口否认。“我是现代的卡索邦(3)”，他常说，“不期待进步。”可惜，他没有多萝西娅的扶持，只能靠在夜校教外国学生英文来赚钱养活自己。

“嗯，那么你的新立法是什么？”他们在柱廊一侧的尽头处一张沾有鸽粪的脏兮兮木凳上坐下后，亚当问道。他和凯末尔设计了一个游戏，已经玩很久了，名字叫“当我们掌权时”。游戏的玩法包括想象自己享有绝对的政治权力，继而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任何法律强加给社会——他们不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赤裸裸为自己谋利，也不是想推广什么大规模的理想主义改革方案，而只是想消除生活中那些被专职立法人员忽略的细枝末节上的不平等，还要杀杀他们怀恨在心的那部分人的威风，比如出租车司机、将军、还有小摩托的制造商们。

“哦，我一直在想，”凯末尔边说边把烟草塞满烟斗，“我们现在该把注意力转向开私家车的人了。你倒说说这个领域最大的不公是什么？”

“他们有汽车，而我们没有。”

“就是嘛。但是当我们掌权时，我们自己也会有车。不过你的思路没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在生活中不怎么出众的人都有车可开？而且不光是那些老掉牙、扑哧响、生了锈、轮胎已经磨平而且安全性能靠不住的车辆，这种车子你我运气好的话，苦干多年后兴许能指望拥有一辆，还有直接从展品室里开走的锃亮、崭新、马力威猛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