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肤变白的军人（第5/6页）

“我只想知道你是否安全无恙，戈弗雷。那天夜里我看到你向我的窗里瞧过，这样我更不放心了，我只想把这事情弄清。”

“老拉尔夫对我说你来这里了，我忍不住要看看你。我多么希望你当时没有看见我啊，后来我就听到你开窗子的响声，我只能尽快跑回小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

“这事儿说起来倒也不难。”他把一支香烟点燃，接着说道：“你对某天早上我们在布弗斯普鲁的战斗还有印象吗？就是位于比勒陀利亚外边的铁路西线上，你应该听说过我受伤了。”

“我是听说过，但对详细情况却一无所知。”

“当时我们三个人和本部的联系被切断了。地势极不平坦。三个人包括外号叫秃头的辛普森、安德森和我。我们追击着布尔人，但不久他们就埋伏起来，围住了我们三人。他们两人先后被打死，我的肩膀也中了猎枪的子弹。但我拼死在马上趴着，一直跑了几里路后我才晕过去，然后掉下马来。

“一直到天黑，我才苏醒过来，当我试着挣扎着站起来时，感觉糟透了。令我惊讶的是这附近竟然有座房子，很大，还建有南非式的游廊和很多窗子。天气寒冷，那是种夜晚才有的惹人发僵的寒冷，那种冷总能带给人令人厌恶的死亡气息，与爽利明快的晨霜并不相同。简单点说，我感到的寒冷是彻骨的，活着的唯一希望就是想办法前往那座房子。我挣扎着站起来，一步一拖的，似乎已经没了知觉。我只记得自己爬上台阶，穿过一个打开着的门，走进一间放有几张床的大屋子，在一张床上躺倒，嘴里欣慰地哼了一声。床上的被子是摊开的，但我没法管那么多事了。我拉过被子罩在我颤抖的身上，马上就睡熟了。

“第二天早上我才醒来，但迎接我的却不是个健康的世界，而是一个噩梦般的世界。非洲的阳光透过宽大无帘的窗子，这让这间刷成白色的又大又空敞的宿舍看起来格外明亮。一个矮如侏儒的人站在我面前，脑袋大得就像鳞茎球，口中是急切的荷兰话，挥动着一双如海绵一般的变形的人手。站在他身后的一群人似乎都认为这情况相当有趣，但他们的样子却让我不禁打了个寒噤。这些都不是正常的人类，每个人都是歪七扭八或是臃肿变形。尤其是这些丑八怪的笑声比任何声音都更加难听。

“他们看起来都不会英语，但我必须把情况说明白才行，因为大脑袋越来越生气，后来开始用他那变形的手怪叫着往下拉我，根本不管我的伤口流出殷红的血液。这个小怪物力气很大，如果不是有个年长的负责人听到这屋的杂乱声音而走过来，我真的无法想象会被他整成什么样。他用荷兰话说了几句，拉我的人就走开了。他这才转向我，惊讶地看着我。

“‘你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他惊讶地问道，‘不要动！我看得出你身体很虚弱，你肩上的伤也需要治疗。我就是个医生，我这就找人帮你包扎。但是，小伙子！这里的危险一点不亚于战场。你所在的地方是麻风病院，你昨晚在麻风病人的床上睡了一夜。’

“吉米，你应该能想到后来的事了。看来，因为战火临近，头天晚上这些病人就被疏散了。第二天，因为英军前来，他们再次被医务总监送回了医院。他说，虽然他很相信自己的免疫力，但他也从未敢在麻风病人的床上睡一夜。后来我被他放在一间私人病房中，细心地照顾，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就被转移到比勒陀利亚总医院。你瞧，我的悲剧就是这样。我祈祷能侥幸，可在我回到家后，我的脸上开始出现这些可怕的症状，我终于还是未能逃脱感染的命运。我能如何做呢？我就在这座平静的房子里住。我们的两个仆人也值得信任，这个地方总算能居住。肯特先生是位外科医生，他发誓绝不泄密，而且愿意和我一起住。这样的处理令我很是欣慰。而别的路却是十分可怕的：终身和一些不认识的人关在一起，永远没有释放之期。但前提就是绝对的保密，要不然这里虽是穷乡僻壤也会让群众一片哗然，被扭送到麻风病院是早晚的事。吉米，我不想告诉你。可今天我父亲却让步了，我很难理解。”

于是上校对我指了指。

“这位先生让我不得不让步，”说完他就把我递给他的纸条打开，上面有“麻风”二字。“他显然已经知道很多事情了，那只有全告诉他才能更安全。”

“确实是这样，”我说道，“而且这样做并非全无好处。显然只有肯特先生一人曾诊视过病人。请原谅，我想知道先生是这种病的专业医生吗？因为，据我所知，这应该是种热带病或者亚热带病。”

“一个合格医生的正常知识罢了。”他说着板起了面孔。

“先生，我对你的能力深信不疑，但我认为会诊意见对这一病例更有价值。在我看来，你不愿意会诊是因为害怕在压力下交出病人。”

“确实如此。”上校说。

“我对这一点曾有预料，”我解释道，“今天我还把一个朋友带来了，他的谨慎绝对可信。以前我曾经帮助过他，所以他这次是作为一个朋友而并非作为专家来给些意见。他就是詹姆斯·桑德斯爵士。”

我的话刚说出口，一种惊喜之情就在肯特先生脸上流露出来，就如同一个新提升的下级军官马上会见到首相一般。

“我为此深感骄傲。”他小声说道。

“那我这就把詹姆斯爵士请进来。现在他就在门外的马车里等着。而我们，上校，我想咱们还是去你的书房吧，容我来解释一下。”

每到这种关键时刻才显出我的华生是多么重要。他总能运用他恰当的提问和许多惊叹词来适当夸张我侦查的艺术，将我那种本是某种系统常识的侦查技术夸大成魔术。现在我亲自来讲，就要乏味得多。我只能如实叙述，这就如同那天我在上校的书房里对着另外几个听众讲的一般，那里面也包括戈弗雷的母亲。

“我的方法，”我讲道，“其实源自这样一种假设：如果你能把所有不可靠的结论统统排除掉，最后剩下的，无论多么奇怪，都是最终的事实。倘若剩下的有几种解释，那么就应该一再对这些解释加以证实，一直到最后只得到一种证据足够证明的解释。现在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推理一下我现在办的这个案子。最开始，我想到了三种可能的解释，能够说明为何这位先生会被隔离或者禁锢在他父亲庄园的小屋中。他既可能因为犯罪而逃避，或者是因为精神问题但不愿住进疯人院，最后就是由于害有某种疾病而只能隔离。我无法想出别的解释。而接下来，我们就要对这几个结论进行对比和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