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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他心中仍对和平存有理想。他说他们绝不会派坦克进攻捷克的。他说：‘捷克是我们的朋友，就像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样。如果是华沙的话，他们也许就会派坦克进去了。但我们绝对不会派兵进攻捷克的，绝不会的。’”

她已经完全地背对着他。在她身上集结了太多女人的特点。她背对着他，朝着天空说话，不过她还是把他拉进她的生命里来，并且把他当做心腹知交。

当时是八月，在列宁格勒，她说。她那时十六岁，是做学生的最后一年，攻读法文和德文。她是学校的校花。她崇尚和平与那种最不切实际的革命方式。她那时已经是个准女人，自认为已经成熟了。她谈到她自己时，语气中都带着讥讽。她那时已经读过一些心理、哲学著作，如弗洛姆、奥特加·加塞特和卡夫卡的著作，她也看过电影《奇爱博士》。她认为沙卡洛夫的想法是对的，但方法不对。她很关心苏联的犹太人，但是她对他们的看法和她的父亲是一样的，认为他们的麻烦都是自找的。她的父亲是在学校里教人文学的教授，而她所上的学校又都是为列宁格勒权贵子弟所预备的学校。那时是一九六八年的八月，但卡佳以及她的朋友还能够对政治有所期待。巴雷努力地回忆，想想他自己是否曾经生活在对政治的期望之中，但最后认为那是不太可能的事。她不停地讲，就好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再阻止她说下去。他希望能够再次握住她那只他在上楼梯时曾经握过的手。他更希望他能够拥抱着她，最好可以托住她的脸，并且以亲吻来代替听她讲情史。

“我们相信东方和西方正在拉近彼此的距离，”她说，“当美国学生示威反对打越战，我们为他们骄傲，并且把他们视为是我们的同志。当巴黎的学生掀起暴动时，我们真希望我们能和他们并肩站在街垒旁边，身上穿着他们的制服。”

她再度转过身子，越过肩膀朝他笑了一笑。一轮弯弯的明月出现在她左侧的天空中，巴雷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感觉，觉得这种景象好似预示了某种厄运征兆。有一群海鸥停在对街的一栋房屋顶上。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他想。

“在我们家的大杂院里有个人一连失踪了九年，”她说，“有一天早晨，他回来了，假装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父亲邀请他来吃晚餐，并且整晚放音乐给他听。就我懂事以来，我从来没有遇过任何一位像他这样活生生地遭受压迫的人，所以我很自然地就希望他能讲一些集中营里的恐怖故事给我听。但是他想做的只是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在那时候，我并不了解有些人所受的苦是言语所不能形容的。我们听到捷克又发生了更激烈的改革。我们相信这些改革不久之后就会降临到苏联，以后我们就会有硬币可用，并且也可以自由地去旅行了。”

“你的母亲在哪儿？”

“她死了。”

“她是如何死的？”

“她死于肺炎。她在生我的时候就已经病了。八月二十日在科学家俱乐部里，有一场不对外开放的戈达尔电影放映会。”她声音变得激昂了起来。“请帖上请的是两个人。我父亲知道那部电影似乎不太高尚之后，就不愿带我去。但我坚持要去。最后他因为我可以趁机学学法文，就让我陪他去。你知道那个在列宁格勒的科学家俱乐部吗？”

“我不能说我知道。”他边说边往后面靠。

“你看过《筋疲力尽》吗？”

“我还主演了呢！”他说，她在他啜饮着威士忌的时候笑了起来。

“那么你就应该记得那是一部非常紧凑的电影。是不是？”

“是的。”

“那部电影是我看过的电影中最具震撼性的一部。大家都被深深吸引住了。不过对我来说，那就像雷劈一样。那个科学家俱乐部是在瓦河的堤防旁边，有着古老的光荣历史。里面有大理石台阶和非常低的沙发，穿着紧身的裙子坐在上面很不舒服。”她又回到原先侧身对着他的姿势，头向前倾着，“有一个美丽的花园和一个像回教寺院的房间，里面挂着重重帘幕和厚厚的地毯。我父亲非常钟爱我，也非常关心我，而且对我也非常的严格。当电影完毕之后，我们到了一间有木头镶板的餐厅。我们坐在一张长桌旁边，我就在那儿遇到了叶可夫。我父亲替我们介绍。‘这里有一位从物理世界新来的天才。’他说。我父亲有时对年轻人说话时会话中带刺。叶可夫是个非常英俊的人。我曾经听过一些有关他的事，但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他看起来是多么的脆弱，脆弱得像个艺术家，而不像是科学家。我问他当时在做什么，他说他回到列宁格勒来，是要恢复他的纯真。我笑了笑。当时才十六岁的我，给了他一个很深的印象。我对他说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属于大家的科学家居然还需要寻求纯真。他对我解释道，说他在阿卡的格罗多克曾经因在某一方面展现了过人的才华，而被军方看中。在物理学上，和平与军事用途的研究工作有时是没有什么分界可言的。现在他们什么都愿意提供给他，包括特权、金钱，以供他做研究。但是他仍旧拒绝他们，因为他希望保存精力用在和平研究上。这种态度惹火了他们，因为他们一向都是征召科学家中的精英分子为他们工作，而且从来没有人敢拒不从命。因此他又回到了他的老学校，为的就是要回复到他的纯真。他原先想研究理论物理，并且寻找有力的人士赞助他，但他的态度让他们不情愿帮他的忙。他无法获准再住在列宁格勒。他畅所欲言，我们的科学家是可以畅所欲言的。他也对格罗多克充满了热情。他也谈在那时颇受人瞩目的一些外国人，还有一些从斯坦福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很有才气的美国人，还提及英国人。他对我们描述了当时在莫斯科被禁止展出，但是在格罗多克却获准的一些画家。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一席话，充满了生气，我们毫无拘束地交换着意见，而且，我相信他和我也互相仰慕着。‘除了苏联以外，什么国家会让著名的指挥家里希特和罗斯托波维奇来特别为科学家们演奏，让奥库兹哈娃来演唱，让沃兹涅先斯基来朗诵他的诗？这个世界是一个我们这些科学家必须为他人贡献心力的世界！’他开着玩笑，而我笑得就像一个成熟的女人。那段时间里，他非常机智，也非常脆弱，和今天的他没什么两样。在他身上，有一部分是拒绝长大的。这一部分是他艺术家的一面，也是他身为完美主义者的一面。他在那时已经对当局的无能口诛笔伐了。他说格罗多克的超市上有这么多的蛋和香肠，顾客们却一窝蜂地从新西伯利亚倾巢而出，在早上十点的时候，就把架子上的货品全都抢购一空了。为什么不让那些蛋巡回叫卖，而非得让人老远去买呢？果真能这么做，不就会好多了吗？他说，那个地方没有人收垃圾，而且电力老是中断。有时垃圾在街上堆得有人的膝盖那么高，而他们却称这种鬼地方为科学的天堂！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发表了另一个早熟的意见：‘那就是天堂里最伤脑筋的问题，’我说，‘天堂里是没有人会去收垃圾的。’这句话逗得大家都开怀大笑，我那时就出尽了风头。他描述一位上了年纪的守卫努力地想要理解这些新来者脑子里的想法，结果却摇着头走开，像是第一次看到拖拉机的农夫一样。没关系，他说，我们会越来越进步的。他说那一列被斯大林给推翻的革命装甲列车最后还不是照常行驶，它的下一站一定是火星。就在这时候，我父亲语带讥刺地插了进来。他觉得叶可夫太聒噪了。他说：‘可是，叶可夫·叶佛瑞莫维奇啊！火星不就是象征战神吗？’叶可夫听他这么一说，立刻就变得沉默了。我那时从未想到一个人会转变得这么快，前一分钟还表现得趾高气昂，下一分钟就变得垂头丧气了。我责怪父亲，对他很是生气。叶可夫努力想振作，但父亲已经让他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