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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递给我一副耳机，自己也戴上一副，叠起双手垫在下巴底下，闭上眼睛好听得更清楚些。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西里尔·弗雷温的声音，他正在给自己唱《图兰朵》中的一个选段，玛丽·拉塞尔斯闭着眼睛露出了笑意，听得入了迷。他的声音很醇厚，我这双没经过训练的耳朵觉得很好听，玛丽显然也这么认为。

我坐直了身子。歌唱声停止了。我听到背景里响起了一个女人的说话声，接着又是一个男声，他们说的是俄语。

“玛丽，这两个人是谁？”

“是他的老师，亲爱的。莫斯科电台的奥尔加和鲍里斯，每周五天，六点整播出。这是昨天早晨的节目。”

“你是说西里尔在自学俄语？”

“嗯，他是在听俄语，亲爱的。至于他那个小脑袋瓜能学进去多少，我们可就不知道了。每天早晨六点整，西里尔都会听奥尔加和鲍里斯的节目。今天他们要去参观克里姆林宫。昨天他们在古姆169购物来着。”

我听到弗雷温洗澡时喃喃自语地不知说着什么，听到他夜里在床上辗转反侧，还大喊着“妈妈”。她叫埃拉·弗雷温，我记得。已故，西里尔·阿瑟·弗雷温的母亲，详情参见其个人档案。我始终都没弄明白，档案室在调查间谍嫌疑人的时候，为什么非得给他们已故的亲属建立个人档案。

我听到西里尔在跟英国电信局工程部的人争吵，他刚才老老实实地足足等了二十分钟才接通他们的分机。他的声音显得很急躁，用了许多不该用的重音。

“好吧，下回你们打算到我这儿来检测电话线路故障的时候，麻烦事先通知一下我这个用户，不要趁着我的清洁女工刚好在家时就闯进来，还弄得地毯上全是电线线头，厨房的地板上到处是靴子印，我将会万分感激……”

我听到他给科文特花园歌剧院打电话，说他这个星期五不能来取预订的门票了。这一次他的语气显得很可怜。他解释说自己生病了。电话另一头那位好心的女士说，最近是有好多人生病。

我听到他跟肉店老板说我会去拜访他，外交部人事局把会面安排在明天，地点就在他家里。

“斯蒂尔先生，我是西里尔·弗雷温。早上好。星期六我不能到你店里来了，因为我得在家里开个会。如果你星期五晚上回家路过我这儿时能捎四块上好的羊排来，我将会非常地感激。这样方便吗，斯蒂尔先生？再捎上一罐你们预先调好的薄荷调味汁。不用，红醋栗果酱我已经有了，谢谢你。账单也请你一并带过来吧，好不好？”

在我过于敏感的耳朵听来，他说话的感觉就像是准备弃船逃生。

“我再听听工程部的那一段，玛丽。”我说。又听了两遍弗雷温向英国电信局投诉时的固执语调，我心不在焉地亲了亲玛丽，走出地下室来到傍晚的户外。萨莉跟我说过，“来我这儿吧。”但我实在没心情整晚上一边跟她谈情说爱，一边听着我私底下很讨厌的音乐。

我回到讯问处。情报部实验室的人已经完成了对那封匿名信的检验。信是用一台马库斯电动打字机打的，型号多少多少，很可能产自比利时，要么是全新的，要么就很少使用，他们最多也只能提供这些情况。实验室的人认为，如果看到同一台打字机打出的另一份文件，他们就能够识别出来。我能拿到吗？报告到此结束。实验室对新一代打字设备的特点还没有完全摸透。

我给蒙蒂设在男爵府的老巢打了个电话。弗雷温对工程部的投诉还萦绕在我的记忆中：语气中的停顿就像是硬加进去的逗号；使用了“万分”这个词；习惯使劲读出本来不该重读的单词，以达到刻意强调语气的目的。

“蒙蒂，你的小伙子们在西里尔屋里好心好意维修电话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他那儿是不是放着一台打字机？”我问道。

“没有，内德。他屋里没有打字机——这么说吧，没人看到有打字机。”

“他们会不会没发现？”

“很有可能，内德。他们只是简单地踩了个点。不能打开桌子或是橱柜，不能拍照，也不能和清洁女工搞得太熟络，要不然她事后该担心了。也就是‘能看到的就看，快进快出，一定要把屋里搞得乱糟糟，否则他会起疑心’。”

我本来想给伯尔打电话，但还是没打。我干过主管情报官员，以往的那种占有欲又占了上风。见鬼去吧，弗雷温的情况我才不会跟任何人分享呢，哪怕是那个委托我去调查他的家伙。上百条迂回曲折的线索纠结在我的脑海里，从莫德里安到戈斯特，再到鲍里斯和奥尔加，从圣诞节到萨尔茨堡，再到萨莉。最后，我给伯尔写了一份备忘录，简要介绍了我已经查出的大部分情况，并确认我明天早晨约见弗雷温做例行审查时，会对他“进行第一次侦查”。

回家吗？还是去萨莉那儿？我那时的家是情报部位于圣詹姆斯区170的一所可憎的小公寓，我本该在那儿好好把自己的事想想清楚。不过，任何一个男人要是独自坐着，面对着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名画《微笑的骑士》171的复制品，在无拘无束的梦想和种种作茧自缚的执念之间摇摆不定，那时把自己的事情想想清楚恐怕是他最不可能办到的。萨莉就是我的另外一种生活，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已经不可能跳过墙去追求那种生活了。

于是我还是宁可坐在办公桌前，从保险柜里拿了一瓶威士忌，翻看起莫德里安的档案。那上面说的情况我全都知道，但我想让他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更鲜明一些。谢尔盖·莫德里安，莫斯科中心忠诚可靠、久经考验的专业人员。这个笑容满面的亚美尼亚人很有魅力，跳起舞来有几分本领，会跟人套近乎，巧舌如簧。我以前挺喜欢他。他也挺喜欢我。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我们对任何人的好感都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因为我们会出于“有魅力”的缘故而原谅许多人。

我的直线电话响了。一时间我还以为是萨莉打来的，因为我没理会规定，把这个号码告诉了她。结果是托比打来的，他听起来很是自得。他这个人一向如此。他没提到弗雷温的名字，也没提到萨尔茨堡。我估计他是在自己的公寓里打的电话，心里不禁冒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托比这会儿正躺在床上，而且不是他一个人。

“内德吧？你的那个人简直是个笑话。给自己订了一间单人房，要住两周。登记入住之后，先把两周的房费付掉，给旅馆员工发点圣诞礼物，拍拍小孩子的脑袋，对所有的人都客客气气。第二天早晨他就不见了，年年都是这样。内德，听到我说话吗？听着，那家伙是个疯子。不往外打电话，吃上一顿饭，喝两杯苹果汁，什么也不解释，叫辆出租车就去火车站了。房间给我留着，别往外租，也许我明天就回来，也许还得过几天，我也说不准。过了十二天，他回来了，什么也不解释，给员工们再发点小费，大家都高兴坏了。他们称他是‘幽灵’。内德，你可得在伯尔面前说说我的好话。现在你欠我一个人情。告诉他，托比忙得连手指都脱皮了。你是个老牌明星，伯尔这个新手肯定会听你的，说几句好话一点也不费你的事。我这边还需要增加一个人，两个更好。跟他说说。内德，听到了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