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史铁生（第3/4页）

如果你不光是读过他的作品，不光是仅仅见过他一面，而是同他交谈、交往，那么他给你留下的这些交叉、矛盾、模糊的印象，就会被他具有的吸引力糅合在一起。不只是他的喜怒哀乐，就连他不管春夏秋冬总是喝凉开水的习惯，都是他个性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的假象。

小伙子们到他那儿谈球赛、谈长跑；姑娘们到他那儿去谈失恋的痛苦、谈对爱情的渴望；母校清华附中的女生去向他讨教人生、北京四中的男生去向他学习写作；老同学生了孩子让他给取名字、年轻朋友找了对象请他给当参谋；王安忆给他寄来了手织毛衣；内蒙皮鞋厂为他特制了棉靴……

是怕他孤独吗？是。也不是。更多的时候是感到孤独的时候都愿意到他那里去聊聊。这些年，每当我有什么烦恼时，已经习惯于先去找他一吐为快。并不是他能提供解除烦恼的妙方，而是你不用为自己的软弱或尴尬的处境而难为情，他绝不因自己的不幸而蔑视别人的不幸。他给予别人的，不是枯燥的说教，说几句迎合口味的话更不是他所擅长的，他给予的—至少，给予我的，总是他最宝贵的财富—对人生的苦苦思索。这是他能够写，而且写得好的依据。然而，他不像许多人那样，把自己的发现埋在心里，不告诉别人，生怕别人“偷”去。情感—欢乐也好，痛苦也罢，是任何旁人所无法取代的，分享或分担都极其有限，充其量是到他那里去说、去哭、去笑。这就够了。我们常说，人生充满爱，然而当我们扪心自问，你有多少时候、给过别人多少爱的时候，你才会懂得，能够耐心地倾听，陪着你哭陪着你笑的朋友具有怎样的意义。

也许有人认为，他活着，而且快乐，是因为写作，因为写作的成功。我认为这话只对了一半。的确，他一直在写，用心血而不是用墨水在写。他希望自己写得尽量好，但并不奢求百发百中。在他看来，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允许发而不中的，否则就成了神枪手而不是艺术家。事实上，有些作品，他自己和读者都并非满意。他写作的速度很慢，一个短篇有时得写几个月，一个句子不满意，他能翻来覆去修改一天，写了上万字的稿子，只要不满意，撕了他也不觉得可惜。他坐在轮椅上、躺在床上欣赏聚在他周围的人的怪癖，观察人们情绪的起落，从别人无意识的谈话中搜集素材，他的许多构思都是想了几年而不是听任一时的灵感。

我从未看到过一个知名作家面对崇拜者，尤其是面对真诚的赞扬，会显得那么不知所措；也从未听说过一个在文坛上被承认的青年面对新闻界会显得那么踌躇不安。一九八五年初，《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奖，全国数十家报刊、电视台的记者、编辑蜂拥到他家，把他“围困”起来。他是又怕、又烦、又愁。我们在一起商量“突围”的办法。我建议他白天到朋友家去躲躲，但都因为房门太窄手摇车进不去、房间太小轮椅转不了弯儿或楼梯太高上下不方便而告吹。无奈，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他只好全副武装，到地坛公园去“逃难”。好像是故意捉弄他，他躲了，倒没有一个人来访，他一在家，来访者又连续不断。在那段时间里，我甚至都恨起了我的同行。

他院子的门上贴着“敬告来宾”的字条，内容大意是：史铁生愿与各界新老朋友交往，但精力有限，不按规定时间来访者，恕不开门。他的房门上贴着“来客须知”的字条，内容是这样的：“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有一段时间，他的轮椅上、写字台上、书柜上贴满了这类字条。

这是一个知名者的故作姿态、故弄玄虚、以奇取胜吗？其实，他只有在人后写条贴条的勇气，在现实生活中，他常常因为不会说“不”字而痛苦。对于健康人来说，换个环境，一走了之是再容易不过了，可对于他却有许多解释不清的困难：常人无法理解，他无处也无法逃避，因而无权选择来访者，个人意志受到侵害时的沮丧；常人无法理解，当他把极为有限的精力投入创作时，陌生人却要无端地夺去他的时间—他的生命时的恼怒。他说，有时候听见敲门他就害怕，看见来人他就想哭。这是怎样一种让人无可奈何的局面！他怕记者采访，因为他相信盖棺定论，一个人活着让别人对他评头品足，是非常令人难堪的；他怕编辑组稿，因为他不愿使写作成为“还债”。去年（一九八七年）夏天的酷暑使他彻夜难眠，让向他约稿的编辑部租间有空调的房子躲几天，并非不可能，但是他说，我不能为几天的舒服把自己卖了，我宁愿热，宁愿热得写不了，也绝不受那份罪。

有一次聚会是难忘的。聚会的理由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相邀的有力雄、潘婧、陈志伟和他怀着身孕的妻子。那是八五年初春，为了能把这些人装进我家的小屋，前一天还特意拆了炉子。大家聚在一起各自谈了许多趣闻逸事。当然，席间最中心的话题是谈吃。羊肉片的价格蹿着往上涨，使这几个酷爱吃涮羊肉的大为惊慌。对于涨价，铁生的哲学是，如果不打算“戒”掉，最好抓紧吃，否则明年还涨。然而抓紧吃需要钱，大家七嘴八舌不知是谁提出要搞点儿“涮羊肉文学”，也就是不费脑子、又容易来钱，来了钱不干别的，专门吃涮羊肉的那种通俗小说、电视剧本什么的。我们谈得很细，不光谈了怎么写，还谈了怎么“卖”，然后是怎么吃。如果把那天说的写出来，可能会是一篇不错的黑色幽默，可惜那点儿素材都让大伙儿当下酒菜吃了。酒喝了不少，饺子也吃了许多，午餐结束了，大家仍然谈兴未减，话题转到写作、往事、社会，最后谈到人生。尽管我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话的调子，但具体内容却忘掉了不少，可有一点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铁生爱吃爆肚，我家又离北京最有名的“爆肚王”很近，他便把他的观点命名为“爆肚主义”。他说，只要是喜欢，吃爆肚和登珠穆朗玛峰给予人的享受是一样的，尽管在别人看来登山很苦很危险，就像不喜欢吃爆肚的人认为那很膻很脏一样，对于本人却是一种享受。之所以说登山并不比吃爆肚更为高尚，是因为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某种满足—英雄欲和食欲的满足，这种满足使人愉快，这种愉快正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自我实现。运用什么方式达到自我满足的目的固然有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范畴里才具有道德的意义，而就人的意义来讲，任何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因为事实上它们是同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