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一个人能有多久（第3/6页）

一次危机，又一次危机，只盼着危机过去，从来没想过，一旦危机没有了，生命也就结束了。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还是难以接受。他去世的第二天，我到医院去办手续，顺便到病房向医生护士道谢，临走，我说去病房看看他的病友。那张铺着雪白床单的病床一进入视野，我像是突然被击倒了，歇斯底里地扑向那张空床……以后很多年，每当绝望向我袭来的时候，唯有想到我曾经拼尽全力挽回过，付出代价争取过，才能使我平息下来。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的受苦，有什么可以成全我？我用什么安慰自己？

他病的时候，我们的儿子还不到三岁，那时的事情他现在大多都不记得了。他几乎没有得到过父亲的爱抚，他总是没有精神，还总是插着管子，这让小孩子觉得害怕。但他记得：每次到医院去，爸爸总是把随身听的耳机给他戴上，耳机总是太大，从头上滑落下来……现在他也成了一个酷爱音乐的孩子，并且开始搜集父亲当年喜爱的音乐。他还记得：他为爸爸推着轮椅，到医院的花园里去晒太阳，那花园里有一个池塘，爸爸说：“娃娃，你看，那儿有一条鱼，等爸爸病好了，给你捞了放在小瓶里带回家……”他也记得，在告别会上，有一个叔叔把他抱起来，抱得那么紧，他都快喘不过气儿来了……在死的延迟中，我们的儿子从三岁长到了六岁。他感觉到了父亲的注视，虽然记忆有限，但那成为他能够和我谈论他的父亲的仅有的话题，也是今后一生，他可能和他的妻子、孩子谈论父亲的仅有的话题。我相信，这对他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然而，不放弃，是一回事；坚持，却是另一回事。

在你生病的这几年里，我们的困境始终是钱。我不是特别节俭的人，我知道好东西要用多的钱买，你喜欢吃涮羊肉，我总是买最贵的，有时候价钱能够相差一倍，我也从来不算计。朋友们来做客，我总是把酒和菜准备得过量还总怕不够。你比我节俭，但比我更不在乎钱，你会倾其所有送我弟弟去留学，然后再把平日节省下来的借给朋友。但是这些都是小钱，我们需要的是大钱，而且是计算不出数目的大钱。

从单位里要钱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是公费医疗，看病花钱是名正言顺的，但你一个人花的钱，已经相当于全厂其他人医药费的总和，还有很多人拿着几百上千元的单据等着报销。那时我们把二十四小时分成三班，一班八小时，我值两个班，另一班由朋友们轮流值。每天空出来的八个小时，我常从医院去单位为钱而周旋，去三次五次才能得到一张支票，而支票的面值常常只有一两千元，而每天医药费的开销是几百元……

我通过朋友给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递信，反反复复好几次批示，上级公司拨了五万元。这点儿钱仍然是杯水车薪。以后怎么办？我不敢想。可还是想：如果工厂、公司、市里都不再给钱，写信、登报甚至上访都没人再理你了，那时我可怎么办？我就又不敢再想。

有一次在铁生家里见到一位朋友，他在深圳火火地开着一家公司，说聘请一个秘书年薪五十万。我心里马上盘算着是不是应该也去应聘个什么职位。可我走了谁管你呢？于是想，一年要真能挣几十万，付了医药费还够请个称职的护工，还够我每个月往返一次的路费。孩子呢？那时孩子才四五岁，我只好带上他，有那么一大笔钱，在深圳租了房子应该还够付托儿费的。好像我真的已经挣到了那笔钱，那笔钱永远也花不完似的。

我从没想过你会因为其他并发症而死，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思路：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就能一直维持你的生命。那什么时候才算走到了头呢？

你是几年如一日看《新民晚报》的北京人，其中一条消息你没有在意，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上海一名靠静脉高营养生存的无肠女，生下一个健康女婴。消息中提到，她维持生命使用的是华瑞制药公司生产的脂肪乳静脉注射液。这种药是我们正在使用的，当时全国只有这一家公司生产，价格一直在不断地上涨。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我觉得那消息里必有文章。第二天，我给恰好在上海那家医院工作的表弟打电话，他很快就帮我查到了那个病人的医生，当天我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至今我还记得那医生姓黄，他耐心地向我介绍了病人的情况，并且告诉我病人的电话和地址。她真是一个幸福的病人，医药公司用出厂价的百分之五十向她供应药品，而且费用都由单位负担。最让我羡慕的是，她不必二十四小时被拴在床上，插进颈内静脉的管子有一个泵，血液不会回流，可以随时把输液管拔出来，白天能够自由地活动，晚上用从瑞典空运来的大消毒袋，把三千毫升液体一次放进去，她的丈夫不必一整夜不睡觉一瓶一瓶地换。

第二天我就到了这家位于无锡郊区的制药公司，我没想到此行会有如此大的收获，质检科的经理不但当即送了价值几千元的药品，在以后一年多里，一直免费供给我们这种药品。每天他亲自从流水线上把装量不准的药，装在角落里一个纸箱里，再找机会运到北京。有一次，北京办事处主任从无锡开车带了十几箱药。车开到北京是傍晚，加上连续几天大雪，根本找不到一辆出租汽车。我和哥哥终于在饭店门口截到一辆带后备箱的出租车，赶到他家里，我们都惊呆了。停在院子里的车，发动机还开着，因为怕气温太低，药品变质，两天的行程他合成一天一夜。以后很多次，他们用恒温的集装箱车运到北京，再由我找车到北京南城的恒温果品库去取，纸箱上横着竖着写满了“非卖品”的字样。按照公司的规定，这些药尽管只是装量不足，也属于质量不合格品，是应该全部销毁的，这等于是从外国人眼皮底下偷，再通过装车卸货若干个环节送到我手里，这中间如有差错，可就是能否保住饭碗的大事。而医院允许使用自备的药品，也是破了惯例，开了大恩的。

但是，我们的困境仍然是钱。这种免费的药只是你使用的常规药中的一种。遇到高烧不退，一天四支进口抗生素就是好几百；遇到贫血，二百毫升血浆或血清也是好几百。何况，我们还在争取做第三次手术，手术费用几万元不说，不把欠款全部付清，医院根本不会给你做手术。单位里几乎要不到一分钱了，求人的滋味我也已经受够了。我还能坚持多久？

无数次，在黑暗中，我清点可以变卖的家当。最值钱的也许就是那台健伍牌音响了，那是一个从澳洲回来的老朋友刚刚送的，老鄂知道那是你钟爱的东西，急忙开了箱安装好，可你还没来得及听就住进了医院。算来算去，连同我自己唯一的一串金项链，整整一个家，一个经营了好几年的家，居然值不了两万元。但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两万元也行！自然灾害时期不是有人用一条金项链换一个馒头吃吗？到了要死要活的时候，值与不值都有另外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