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第6/9页）

评剧的戏词大多通俗易懂，与京剧相比更接近老百姓，用现在的话说是更具有平民意识。例如，同是天黑了，评剧就唱：“鸟入林鸡上窝，黑了天”。京戏就该跟人绕弯子了，说“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又早东升”。不知道什么是冰轮、什么是玉兔的真能被绕糊涂了，其实就是天黑了，却唱了半天也不说天黑了，说什么“金乌坠，玉兔升”之类。相比较，我更喜欢评剧，我母亲也喜欢评剧。

最让我喜欢的玩艺儿是看拉洋片的，一个大匣子，里面装了亭台楼阁的画，也有不少西洋景在其中，.匣前有镜头数个，交了钱就可以肌在镜头上往里看，里面的画可以放得很大，如真的一般。这也还罢了，最吸引人的是拉洋片的本人，手脚并用，锣鼓齐鸣，那张嘴也不闲着，“望着看吧您哪又一张，和尚的脑袋他就长出了烟枪……”很多时候那唱词和匣子里的画片对不上号。拉洋片的唱怪声，出怪词，做怪样，能把人笑得前仰后合。有时候我不看那片，专听他唱，他的唱远比那些画工粗糙的片子好看。现在的小孩已经完全见不到拉洋片的了，但我总觉得这个行当失传了真可惜，那通俗诙谐的唱词，来自社会底层，那怪诞夸张的扮相，未张嘴已让人喷饭了，锣鼓响起，嬉笑怒骂，眉飞色舞，令人闻之观之，觉乎听得过瘾，野得牙渗。

那个拉洋片的唱得最拿手的是《大花鞋》，说是跟天桥“大金牙”焦金池学的，是焦的人室弟子。我每回去都盼着他唱《大花鞋》，可他就不唱，他是等人多了，还得他高兴的时候才唱，所以并不是每次去了都有听得到的福气。

因为听得多了，《大花鞋》那词还略记一二：

南山有个二姑娘，二姑娘要上庙里去烧香。

衣裳做了十几箱，就剩下一双花鞋没做上。

红缎子买了三十六匹，钢针就买了一皮箱。

十八个裁缝纳鞋底，还有十八个裁缝做鞋帮。

花鞋上绣上一个莲花瓣，绒线就用了四箩筐。

裁缝将花鞋做完毕，十八个丫环就抬到上房。

二姑娘穿上鞋迈了一步，哎哟哟，疼死了我的亲娘。脱下花鞋仔细看，不好！花鞋里挤死了俩裁缝。

那丰富的想象足让任何一个小孩子着迷，艺术的感受力或由此而诞生，艺术的表现力或由此而培养，不得而知。总之，坛口的游艺市场用父亲的话来说是“趋之者多为流”，用我的话来说，不啻人间的天堂。

我还爱钻到书场里去听成本的《薛丁山征东》、《精忠岳传》等等，一天是绝听不完的，得连着听几天。这样，不得已就得住在姥姥家，尽管心里别扭，但为了那勾人心魄的故事也I只好委屈了。那时在我的小心眼儿里不能说没有嫌贫爱富的心1思，长在深宅大院，与之相入相化而不觉，到了“穷杂之地”3竟是百般的不习惯，嫌姥姥家破，嫌房里的气味不好，嫌院子|污浊脏乱，嫌一帮表兄弟没规矩。我甚至为卖开花豆的舅舅感^到羞耻，卖开花豆，这算什么事呀？我竟然会有这样的舅舅！我从不到舅舅的摊子上去，虽然开花豆很香，尤其是刚炸出来的开花豆，对人的诱惑更是让人难以抗拒，但是我从不吃它们。有一回，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回娘家，刚一进门，我们就要出去，谁也不愿在那破房子里待。姥姥生气，骂我们是一群狼崽子。

狼崽子们在姥姥的骂声中，站在院里面面相觑，呲牙咧嘴，狼相十足。

而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压根儿就没到姥姥家去过。

不管怎么说，“穷杂之地”给予我的是另一个生活侧面，是小百姓的柴米油盐，是小门户的喜怒哀乐，是高雅之外的平常，是阳春白雪们所排斥的下里巴人，这无形中，成了我生命中另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以为我所经过的就是温文尔雅，雍容华贵，再没有其他。其实错了。

1994年，我写了两篇小说同时发表在《延河》杂志上，一为《学车轶事》，一为《本是同根生》。我请《小说评论》的主编李星先生为这两篇东西作个短评，李星在评论中坦诚地写道：“叶广芩好像是要给喜欢概括、喜欢抽象、喜欢将复杂的创作现象简单化的评论者出难题，她故意将大俗和大雅的东西联抉推出，让你难以把握哪个更代表真实的叶广芩。”是的，的确是让朋友为难了。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何以能写出《学车轶事》这样很通俗、很平民化的反映社会底层的作品，何以就“获得了一个认识社会各阶层真实生活状况的视角，给读者提供一个认识当今市井社会真实面貌的窗口”，我想，这怕是不了解我生活的另一面的缘故。

话又说回来，父母亲的结合，于贫困出身的母亲来说，不是幸福，是个一生的悲剧。

1995年清明，我母亲所出的四个子女将父母的骨灰安葬在北京香山东麓法海寺旁的山坡上。墓地周围满是桃林，那时漫山的树，枝叶未绿，粉艳的花已将半山遮严。透过花丛，可以看见秀丽的玉泉山古塔和碧绿的昆明湖水。这片山紫水明、景致优美的处所是父亲生前所喜爱的，他在1924年写的一篇笔记中详尽地描述过这个地方。当然，在他滞留于法海寺，陶醉于香山“春云如粉，春雨如丝”的绚丽时，绝不会想到这里就是他将来永眠的墓地。他的另外两位妻子，我们的另外两位母亲大概也知道这里，甚至有可能随父亲来过，家中保存的大量他们游览西山的照片证实了这种可能。来过也罢，没来过也罢，都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她们的骨殖并未葬在这里，而早已随着祖坟的失去而荡然无存，在此与父亲合葬的是我的母亲，是那个在叶家多少有些被看不起的“南营房的穷丫头”。这或许是后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也是父亲众多子女间不能和睦相处，乃至老死誓不往来的原因之一。

在合葬父母的那个温暖的春日，我们将父母的骨灰轻轻放入穴中，与他们作最后的告别。墓穴渐渐封严，透过越来越小的缝隙，我向穴中望了最后一眼，母亲在父亲身后站立着，巳昏暗得看不清所以然。

我听到一声重重的叹息，它来自母亲。

谁都有过人生的辉煌，在这鲜花环绕的墓地，我试图找到母亲的辉煌。

这似乎很难。

I母亲生时，我曾与她谈论过辉煌的话题，以她的看法，她^的定亲与出嫁当是她生涯中最鲜亮的一笔了。

3旧时，北京人结婚，堪称繁杂的时期当是清末到民国的几十年，仅婚前的繁文缛节就让人难以一一说清。古语有“六礼I已成，尚未合卺”一说，“六礼”所含“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母亲说大宅门的叶家仅“放定”就放了两回，先放小定，又放大定，亲事才算定妥。放大定时，叶家一切按照满族宅门府第的规矩，派媒人与家中掌事主妇来到齐化门外坛口母亲的家中。母亲很为那个放定的队伍而骄傲，那大约也是她一生中头一次看到那属于她的壮观和热烈。叶家是我的五婶妈去放的定，随同五婶妈而去的还有二十四个红漆描金的抬盒，由穿红吉服的抬夫们抬着。二十四个拾盒，摆了半条胡同，红了半条胡同，很是惹眼。南营房自明代起就是驻军的兵营，房屋矮小拥挤，邻居多是卖炸回头的、修脚的、戏园子扫堂的、打小鼓的……总之，净是些没见过世面的穷人。街坊们见了这隆重、这排场都以为陈家摘置了多年的姑娘许了个什么大人物，算得上这片姑娘出阁的最高档次了。殊不知，那为陈家人挣足了脸面的排场都是些华而不实的专为让人看的摆设。我好奇地问过抬盒的内容，母亲说有染了红胭脂的活鹅一对，以代替古礼聘娶用的雁。还有花雕一坛，绸缎四匹，如意一个，戒指手镯各一对，龙凤喜饼一双，干鲜果品四碟……这些东西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过礼大帖”了。关于这个大帖，我在“文革”收拾旧物时竟意外翻出，可惜已被蠢虫侵蚀大半，断句残文，甚难辨认。今聊将可识者录之如次，以为当时风俗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