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自传续编（第5/24页）

这是我现在能收集到的关于这一计划的所有内容了，我还记得我当时把这一计划告诉过两个年轻人，他们热忱地赞成这样做。但是当时我处于困境，得忙我的生意，使我那时耽误了进一步执行这一计划的行动。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公私事务让我不能脱身，使得我继续延误实施那一计划。而现在，我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活力来创办这样的事业了，尽管我依然觉得那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而且可能会由于聚集大量好公民而非常有用。并非是要完成这一计划所需的看似巨大的工作量使我泄气，因为我时常想：一个能力不错的人可以造成巨大的影响，并在人类中间完成伟大的事业，倘若他能先设想出一个好的计划，然后隔绝一切可能使他分散注意力的娱乐活动和其他工作，便能使执行该计划成为他唯一的研究项目和事业。

1732年我第一次以理查·桑德斯这个名字出版了我的历书，并陆陆续续出版了约有25年之久，通常被称为《穷理查德年鉴》。我努力使它既有趣又实用，后来它果然符合此要求，每年的销售量达一万册，我因此书获利不少。此书的读者很普遍，周围诸州几乎都有，我把它看成对普通民众进行指导的合适的工具——普通民众几乎不买其他书。因此我把历书中重要的日子中间的空白处写满了谚语式的句子，主要是一些灌输勤奋和节俭是获得财富、美德的途径的句子。对于不勤奋、不节俭的人，要一直很诚实是很困难的，就像一句谚语中说的，“口袋空，腰难直”。

这些谚语包含了多国多年的智慧，我把它们组成了一篇连贯的文章，并作为了1757年版历书的前言，就像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对参加拍卖的人的演说。把这些散句都组合到一起，可以使得它们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这篇组合起来的文章被普遍赞赏，所有美洲的报纸都再版了这篇文章。在英国，人们用巨幅纸张翻印，以备贴在家里；它有两个法语的翻译版本，传教士和贵族们大量订购，免费送予贫穷的教徒和承租人。在宾夕法尼亚州，那里不赞成在外来奢侈品上花费过多，在它出现的几年后，人们发现它对于促进市场上货币的增长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也把我的报纸当成一种交流指导思想的工具，为此，我常在报纸上再版一些从《旁观者》及其他道德类作家作品中的节选。有时会出版一些我自己写的最初是要在我们的“密社”中阅读的小品文。其包括苏格拉底的对话，意在证明一个邪恶的人不能被称为一个理智的人，不管他是何角色，能力如何。还有一篇关于克己的文章，表明美德只有在成为习惯之后，而且不受与之相反的癖好干扰时才算是牢靠的。这些在1735年年初的笔记中可以找到。

在我发行报纸期间，我谨慎地避免带有诽谤和人身攻击的文章，诽谤和人身攻击近年来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莫大的耻辱。当我被怂恿插入一些那类的内容时，其作者也恳求我（他们通常那样）说，他们有出版自由，报纸就像是一辆公共马车，在公共马车上，只要付款，人人都有坐一个座位的权利。我回答说，如果他非出版不可的话，我就给他单独印制，他得有足够多的份数，因为得他自己分发，我可不会把自己搭进去给他宣传一些诋毁性的文章。我既然与我的用户订制了合同，就得向他们提供一些有用的或者有趣的内容，我不会让他们订的报纸充满与他们无关的私人争吵，如果这样做了，显然对他们不公平。现在，报纸发行人当中有不少人毫无顾忌地满足个人怨恨，胡乱指责我们当中一些人品最好的人，加强敌意，甚至引起决斗。更甚的是，他们轻率地发表一些对邻近的州政府，或者我们最好的盟国的举措进行粗俗批判的文章，这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这些是我对年轻的印刷商的警告，他们万万不可以这样的举动来玷污他们的报刊以及他们的职业，而是要坚定地拒绝，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我的例子明白：拒绝某些生意总体来看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

1733年，我把我的学徒期满的熟练工查尔斯登送到了南卡罗来纳州，那里需要一个印刷工。按照师徒契约上的内容，我给他配备了一台印刷机还有一套铅字，我将收取他的收益的三分之一，出的也是三分之一的费用。他是个有学问的人，诚实守信，但是他不懂记账目。尽管他有时候会汇钱给我，但我不能从他那里得到账目单，在他生前我都没得到过一份满意的合作账目单。他死后，他的寡妇继续了他的生意，她在荷兰出生，也在那里长大。我听说会计是女性教育的一部分，她不仅找到过去的交易账目，尽可能清楚地陈述并寄给我，而且之后每一季度都会按时寄来相当明确的账目单，而且把生意管理得很成功。她名声颇好，不仅养育大了一家子的孩子，而且在期限满时，她还能够从我手中买下那家印刷铺，让他的儿子经营。

我提这件事情的原因，主要是说明年轻女性的学科，比起音乐或者舞蹈，在她们是遗孀的时候，对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孩子更有实用性。它使得她们不致受到欺骗而蒙受损失，而且或许会让她们能够通过自己建立起来的通信关系继续经营一家盈利的商铺，直到她的一个儿子长得足够大能够接替并继续经营，最终对家庭既有益又有利。

大约在1734年，我们中间来了一位年轻的爱尔兰长老会传教士，名叫亨普希尔，他天生就嗓音洪亮，而且未经准备也能讲得很好。他的布道把许多不同教派的人都吸引到了一起，并一同赞赏他。我和其他人一样，后来常去听他讲道，他的布道很少有说教色彩，却慢慢灌输要实践美德的思想，或者以宗教的话说就是积德。但是我们当中有一些自认为属于正统长老会的人不同意他的教义，而且还连同一些年长的牧师，向长老会的总交易会提出控告，指责他是异端，想使他不能传教。我成为了这位教士狂热的支持者，尽量协助他把他的拥护者都组织起来，我们怀着成功的希望奋斗了一段时间。就此事有许多表示赞同和反对的文章。尽管他是一个干练的传教者，写作水平却很低，我代他写了两三本小册子以及1735年四月发表在《公报》上的那篇论文。那些小册子，一般都是有争议的文章，尽管当时读者很多，但是不久就过时了，我怀疑是否还存有其中的一份。

在争论当中，有一件事大大损毁了他的事业：与我们对立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听说亨普希尔的布道的拥护者很多，他想起在哪里读到过亨普希尔的布道，至少有一部分。他调查了一下，发现布道至少引用了一本英国评论中的一部分，是浮士德博士的讲道中的一部分。这次调查使得我们当中许多人都开始厌恶他，放弃了支持他的事业，也使得我们在宗教争辩中很快失败。而我一直支持他，因为我很赞赏他能够运用他人的作品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讲道，这总比用他自己写的很糟糕的讲义来得好。他后来向我坦诚说所有的讲义都不是他自己原创的。况且，他的记忆力好得只要读一遍讲义他就能记住。我们失败后，亨普希尔离开我们去了别处寻找更好的出路，我也退出了那个宗教团体，尽管我支持其牧师很多年，也再没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