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第3/3页)

上世纪后期经济改革启动,而相应的政治改革阙如,致使精神的真空只能由无尽的物欲去填补。与国家意识形态反复宣传的“稳定性”相对应,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新的价值标准。整个时代的特征不能不是反乌托邦主义的。

乌托邦精神就是对现实的批判、否定和改写;失去了乌托邦,便意味着对现实的仆役般的忍从。可是,而今谁来构建乌托邦——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

乌托邦与知识分子的命运一致性

用语言建造乌托邦的人,大抵是知识分子,或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家。可以推定,政治家和带有权力意欲的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是蓝图派的乌托邦,而独立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是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蓝图派的乌托邦着眼于体制和秩序,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则更多地关乎平等、公正、个人自由和权利、个体的潜能和价值,还有梦想和幸福的个人体验。在蓝图式乌托邦里,权力是无边的,自由是被赐予的、有限的、可控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整全性,纯粹性、彻底性。在被称为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里,自由是无限的,相反权力是有限的;所以,它是反独断,反规范,反统一的,呈现的是一种多元的结构,永远处于不断变动着的、开放的态势之中。

政治家一旦执掌权力之后,随即把蓝图式乌托邦从天上搬到人间。这时,蓝图固有的强制性凸显出来,权力元素被大大强化。乌托邦变成了反乌托邦。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当权的政治家除了实践其政治蓝图之外,还必须设法维护蓝图的惟一合法性,而不再允许别的乌托邦在世界上存在。所以,那些喜欢幻想的诗人、作家、尤其是自由知识分子,往往会被视作持不同政见者,因为乌托邦的缘故而遭到灭顶之灾。超级的国家强权乌托邦剿灭了所有大大小小异己的乌托邦梦想,尤其是那些反偶像崇拜的不驯服分子。用雅各比的话说,“乌托邦死了”。

乌托邦之死,就是知识分子之死。乌托邦的命运同知识分子的命运是始终联系在一起的。

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首先在于它的独立性。作为一名流亡者,曼海姆坚持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的观点,他把知识分子的不稳定性转化为一种优点来认识,反对给知识分子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同时,他也不认同把知识分子划归工人阶级的做法。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处在两个阶级之间的”,是一种无所属的自由漂浮的状态。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有可能具备一种观察世界的“总体性视角”,能够在漆黑的夜晚中扮演“守夜者”的角色。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班达出版了《知识分子的背叛》,把知识分子忠实于普遍的真理和社会正义当成一种精神使命。但是,他指出,源于“德雷福斯事件”的这一知识分子传统正在终结,他们为所在的特定的国家、阶级、种族的利益服务,甚至成为愚蠢的民族主义的辩护士,丧失了应有的普遍的价值观和使命感。

雅各比在书中强调了这一观点,指出在二十世纪末,知识分子已经从边缘走向中心,变得越来越体制化、职业化和商业化;曼海姆那种认为知识分子是独立的、无家可归的观念已经为知识分子是依赖的、附属的、有机联系着的这一洞见所取代。经济和社会潮流如何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对于日益市场化的中国来说,问题似乎变得更为严峻。体制化对于我们的知识者来说,可能不如西方的明显,因为我们的政治文化体制迄今并无实质性的改变,所谓“自由作家”、“独立学者”由来极为罕见。但是,自九十年代之后,知识者争取进入机关、高校的倾向无疑更为明显,学院知识分子关于专业化的呼声也更为高涨,结合社会上一些文化名流的诸如“躲避崇高”之类的犬儒化的吁求,整体上在体制内谋取一种稳定性和优越感。用俄罗斯学者雷达里赫的概念来说,这就叫“积极的不自由”。没有文化理想固不待言,其实连专业的进取心也没有,看抄袭之风盛行可以知道,功利主义如何覆盖了中国的知识界。

失去了洞察力、想像力和创造力,就失去了知识分子,失去了乌托邦。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结尾,曼海姆也指出:“乌托邦的消失导致了事物的一种停滞状态,人类自身在这种状态中仅仅成为一个物。”他说,随着乌托邦的废除,人类也丧失了建构历史的意志,历史也将因此停止,成为盲目的命运。

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各种世界事件与时代精神同乌托邦精神是有冲突的。

雅各比描述说,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乌托邦观念只有二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现过瞬间的盛况,但是在今天,“全世界的乌托邦精神已经死亡或被放弃了。”他指出,现时代最大的危险就是功利主义。他说,功利主义总是在削弱着精神或文化,它不仅仅妨碍生活,还通过将理性局限于利害计算而在现实中支持顺从。每个人都成了实在论者,不关心政治,放弃长远的目标;没有敬畏之物,没有对目的的思考,唯有对达到目的的手段感兴趣;摒弃绝对正义,摒弃关于人类休戚与共和幸福的理想,没有想像力,或精想像力还原为一种奴役状态,仅仅凭本能或经验,便相信眼前的社会是唯一可能的社会!

雅各比问道:怎么办呢?我们将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他接着回答说:“在政治让位、疲软的时代,乌托邦精神依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摆在眼前的最紧迫、最简单的工作,就是恢复乌托邦冲动,恢复想像力,想像生活与社会的其他可能性,一一他确信,这是构成做点事情的本质性前提。

打破现实性,想像可能性,——事情真的有如此重要吗?是的。雅各比说:“历史总是比它最勤奋的学生更有智慧。”他在著作的末尾举了两个来自上世纪的历史的实例:一个是六十年代席卷欧美的大学生造反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先兆就爆发了风暴;另一个是1989年苏联的迅速解体,连最谨慎的观察家也认为,这个致命的帝国至少还将持续存在几十年。——结果如何?雅各比最后问道:“谁能够说未来会不会保持类似的惊奇呢? ”

2010年5月26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