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第2/3页）

“想像力”，是晚近出现的一个跨学科的重要概念。无庸讳言，我们整个民族缺乏政治想像力，也缺乏科学想像力。在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里，最为人称道的中国式乌托邦，就是出于陶潜笔下的“桃花源”，以逃避主义体现小康的“和谐”社会。至晚清，有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及后来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夹带一点西方文化的杂碎，但是，思想框架毕竟是儒家的、佛教的、东方的，有均等而无自由，有群体而无个人，与近代的普世价值观念仍然相隔甚远。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大跃进绘制蓝图时，曾作诗赞美“陶令”，倡导全国干部阅读的著作，就有康有为的《大同书》。

西方人的想像力，可以从荷马史诗和古希腊罗马神话得到最初的验证；而希腊城邦民主制度，则成为后世乌托邦主义者的政治想像的取之不尽的源泉。如果要编一部乌托邦史，恐怕还得从柏拉图的《理想国》算起；西方许多科学著作，其实都可以读作乌托邦著作的。比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美国已故的政治学者莱迪·史坷拉就称之为“一种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这位流亡者的思想，被普遍认为是随后发生的法国大革命的燎原火种。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政治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就更为直接，它对未来的幻想与激情，烧红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大半个天空。革命并非臆想的产物，但是，各式乌托邦为它提前做好临产的准备，而且继而推动它的出生、成长和演变，倒是历史上的事实。可以说，只要有革命的地方就有乌托邦；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乌托邦的地方就没有革命。

革命不是天生邪恶的。革命是什么?德国一名不相信乌托邦规则的乌托邦思想家古斯塔夫·兰道尔在书中援引他对革命的一段充满诗意的描述说：“在短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段时间内，在一种奇特的蜂拥而至的事件中，被压抑的人类热情生长了起来，世界的各种可能性均得以实现一一恰似燃烧的火炬。在革命中，一切事情的进展都快得令人不可思议，就像一个从世俗的负担中获得了解放的熟睡者的梦那样。”对于社会共同体来说，革命，如果不是作为自由、正义、解放的体现，它绝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获得那般惊人的速度前进；即令少数几个革命家拼命鞭打胯下的快马，也将无济于事。

在西方，伴随乌托邦的出现，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在形成、延续并壮大；这样，乌托邦的性质便有了一种内在的规定性。正如雅各比所指出的，乌托邦主义既有蓝图和僵化的规划，也有反偶像崇拜的无边的自由。在专制深处爆发革命，在革命内部形成反革命，——假若从精神的角度看，无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乌托邦主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相互消长或切换。除了人文主义及其传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确保革命的正当性和恒久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的革命是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的实现，人文主义的实现。

一个反乌托邦主义传统

然而，从头思考革命和反革命精神谈何容易!

雅各比在《不完美的图像》中有专章论反乌托邦思想，其中，现代一批知识分子精英人物如科恩、波普尔、塔尔蒙、阿伦特、伯林等，他们在揭示历史命运的残酷法则的同时，几乎把这所有的罪恶和悲剧等同于乌托邦主义。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谱系上，雅各比指出存在着一个反乌托邦主义传统；这些声誉卓著的流亡学者所散布的对乌托邦的敌意，至今在世界各地仍然不断传来爆炸的回声。

对于从波普尔到伯林的自由主义反乌托邦主义者的观点，雅各比在书中做了深入的评述，强调指出，将乌托邦主义视为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坚决捍卫乌托邦主义一一或者它的反偶像崇拜的版本，表现出了非凡的理论勇气。

二战以来，反乌托邦主义愈演愈烈，至二十世纪末，苏联解体 ，“9·11”恐怖事件等重大事体相继发生，已然成为国内和国际间的思想主流。但是，应当看到，坚持乌托邦理想的知识分子仍不乏其人。针对当代对乌托邦主义的敌对观点，曾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的史珂拉公开声明说，她不想加入这种反乌托邦大合唱的队伍之中。正如她评述说的那样，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就有灾难预言者断言，每一次乌托邦旅程的终点都会出现雅各宾主义和断头台，任何革命都注定以专制统治结束。她指出，这种论断是没有根据的，乌托邦在这里作为恐吓、威胁以及诽谤对于的方式被误用了。她进一步说，这种害怕改变现状并力求结束乌托邦的态度，将使积极的政治思想不复存在，即使所谓的改革能够继续，也是丧失政治活力的。现在，任何人都渴望有改革能力的政治，她据此反复强调，如果人们确实渴望，那么乌托邦是非常有用的，或许是绝对必要的。

中国: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中国原来就是一个缺少乌托邦理想的国度，在经历过浩劫和悲剧性事件之后，乌托邦的完美图像在国人心目中几乎完全消失了。

如果说，我们在二十世纪后期曾经制造过乌托邦的话，那么大抵是“蓝图”传统的乌托邦。所谓蓝图，除了规定细节之外，还有绝对的、普遍覆盖的一面，实际上同样体现为一种强制性。反乌托邦，倘是反蓝图式的乌托邦，如小说《我们》、《1984》、《美丽新世界》等反极权主义、科学主义那样的乌托邦，其实质与雅各比所称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是一致的。问题是，我们连后者也给反掉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海内外评价晚年毛泽东的时候，大都归结到他的“乌托邦主义”,并加以否定。在我们的专家看来，“三面红旗”中如公共食堂、大炼钢铁、除四害、放“卫星”等等，所有荒诞的蓝图都被归纳为毛泽东的诗人的浪漫主义；甚至对文化大革命，也作出同样的乌托邦式的阐释。不可思议的是，曾被称为“新左派”的一些人物至今仍然制造毛泽东神话，美化他晚年的政治理论和实践，把六七十年代描绘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重建蓝图乌托邦。雅各比说的“蓝图”，所指除了未来的维度，还包括对过往历史的重新阐释。我们的学者有所谓的“通三统”，就复制了毛泽东的蓝图的部分内容，把传统文化同现代文化捏合到一起；此间，还提出“儒教社会主义国家”的乌托邦概念，说到底仍旧在于维护等级与威权。

在西方，当自由主义者蜕变为保守主义者之后，尚有可取之处在于，他们保守的仍然是自由的残留物。而东方的保守主义者，则只能沦为专制主义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在这里，并没有自由民主的政治资源可供消费，有的只是数千年一贯的封建王朝统治及其意识形态而已。相当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作“传统文化”，而极力加以维护。九十年代，学者乘潮而起，试图颠覆五四，最响亮的口号是反“激进主义”。由此产生更荒诞的比附，就是把五四同文革联系起来，说是五四开了文革的先河。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这时，一切价值被重估，偶像破坏，个性解放，思想多元；其关于“自治”的核心思想及行动原则，对于解构传统的“家天下”及威权主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文革，则是彻底的“一元主义”统治，是被组织，被操纵，表面上看起来颇具无政府主义色彩，实际上是高度集权。红卫兵运动之后，尘埃落定，“全面专政”的本质就看得更清楚了。五四是十足的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相反文革是狂热的偶像崇拜，崇拜领袖，崇拜集体，崇拜国家。反对五四的乌托邦主义，不管愿意与否，其实都在努力恢复传统乌托邦的“蓝图”规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