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第2/11页）

也许是年长日久的原因，这两份回忆，内容有一些出入。表面上看来，张枣的似乎更为可信，因为我专门查阅过《娟娟》一诗，找不到“电线”这个词。不过，张枣的作品时常修改，也许原稿中有“电线”而后来删去了也难说。

随后，柏桦把张枣介绍给朋友彭逸林，而自己则因为种种琐事而淡泊了与张枣的交往。直到半年后，两个人才建立起真正的友谊。

那是1984年4月的一个下午，柏桦看见彭逸林和另一人出现在家里黑暗的走廊上，便大声问道：“张枣来了没有？”

另一个人正好是张枣。

半年不见，两人变得异常亲密，毫不生分。于是彻夜长谈，第二天才发现，烟头撒满一地。

那个晚上，张枣兴奋地写下了“绝对之夜”四个大字，并在这几个字下面画了三道横杠。

两个人开始疯狂地写诗，交流。张枣每写完一首诗，就立即放下手里所有事情，从四川外语学院坐汽车到40公里外的西南农业大学，见面后一谈就是通宵。柏桦写了新作，亦是如此。两人的知心到了什么程度？用张枣的话说，是：“你写的任何东西，任何一个思绪，一个隐喻，他都知道你想干什么，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简直吃惊到可怕的程度。”交往的细节出现在张枣的诗歌《秋天的戏剧》中。《秋天的戏剧》全诗分为八个部分，以“我”为叙述主体，讲述我“我”、“你”、“他”、“她”、“他们”之间的种种交往、臆想、理解和潜在的冲突。其中第6节和第7节谈及了两人的交往：

你又带来了什么消息，我和谐的伴侣

急躁的性格，像今天傍晚的西风

一路风尘仆仆，只为一句忘却的话

贫困而又生动，是夜半星星的密谈者

是的，东西比我们富于耐心

而我们比别人更富于果敢

在这个坚韧的世界上来来往往

你，连同你的书，都会磨成芬芳的尘埃

《秋天的戏剧》是张枣诗歌中的异类，它真诚、朴素，娓娓道来。不像早期的《何人斯》、《镜中》那么华美而讲究传统韵味，也不像后来的《云》、《边缘》等作品那么晦涩，似乎有意考验读者的领悟能力和阅读耐心；它有戏剧性，却不故弄玄虚故作高深；有叙事性，却不流于低俗和肤浅，避免了“大白话”的危险。六个人称转换自如，如同六出冼练而精彩的戏剧。人生的奥妙，世事的沧桑尽现于字里行间。正是因为《秋天的戏剧》这样的作品的存在，张枣才避免了被指责为“风格单一”的理由，才能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之外，与柏桦、翟永明、王寅等一起占据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

不久后，欧阳江河到重庆西南师大演讲，在私下聚会时，向张枣和柏桦展示了他刚完成不久的长诗《悬棺》。这首长诗令张枣和柏桦深深震动，他们认为，欧阳江河会成为庞德那样博杂的诗人（但这一次他们看走眼了，一年之后，欧阳江河就改变了自己的风格）。三个年轻人在诗歌道路上相互扶助，相互挑刺，堪称当时重庆青年诗歌界关系最为紧密的小团体。

在柏桦的介绍下，张枣结识了翟永明和钟鸣，后来，柏桦、张枣、欧阳江河、钟鸣、翟永明被人合称为诗坛“四川五君子”，名扬全国。

尽管才华横溢，诗歌的尊严和力量仍然受到了挑战。在湖南读书时，张枣交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孩也是个文学青年，他俩在同一所大学读本科，但在她大学毕业后不久，两人就分手了。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喜欢上了一个做生意的男人，她认为，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玩很轻松，不像跟诗人作家在一起时那样沉重。

女友的分手理由让张枣很纳闷，在他看来，当时读研究生的他收入并不低，每个月有50元的生活补贴，比学校的助教还高。而且在80年代，作为一个诗人是十分荣耀的事情，是社会的精英呢。当然，后来社会发展的潮流证明了那个女孩子的价值取向的超前性。进入90年代，诗歌被迅速边缘化，小说、影视等叙事文体开始凸现其影响力；精神的力量也日渐减弱，金钱的位置在世俗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无需刻意证明，每到周末，去高校女生宿舍楼下数一数轿车的数量就行了。三

读张枣的诗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顾城，那个绝代天才，他对文字有异于常人的天生的敏感，他的诗就像用手指轻拂丝绸，让你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舒适，即使他的本意是要表现并不“舒适”的诗意。当然，张枣的诗歌风格与顾城差异很大，他们的相似只表现在才华上。在风格上，张枣与陈东东更为接近。关于这一点，后面会提到。

张枣的才华，曾被无数诗人同行和读者高度推崇。1993年出版的“朦胧诗”以后中国诗歌的经典选本《后朦胧诗全集》，将张枣列在从80年代初至1993年这段文学史中“最富成果和影响的73位诗人”（选编者言）的第二位。该书收录了张枣的44首诗歌，在数量上与韩东、王寅并列第三。张枣的地位之高，由此可见一斑。许多著名诗人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翟永明说，第一次看到张枣的诗，就觉得非常特别，有一种既现代又传统的气质，像这样带有中国古典气质的诗歌在国内不多见。北岛则表示，国内的诗人中，他最欣赏的就是张枣和柏桦。钟鸣的评价与北岛相似，他认为，这个时代没有败作的诗人，只有柏桦和张枣。而诗人王寅在回答另一个诗人杨子的“对哪些诗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提问时，避开了“哪些”这个复数词汇，而只列举了张枣一个人：“张枣一看就知道非常聪明，虽然我没有跟他见过面。”

令人意外的是，包括写口语诗的韩东，在读了张枣的作品后，也给予了高度认可。韩东认为，这些诗歌，“传统文化的材料零星散布其间，当你把它们作为路标举步向前时，却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当我们跟随张枣在异国旅行，经过的竟是中国式的九曲回廊。……张枣并不简单地排斥什么，或张扬什么。他的融合能力是显著的，转向传统文化遗产使他的写作多出了一个层次，视野因此更加开阔。”（《第二次背叛：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个人及倾向》）

关于张枣在四川时的巨大影响，柏桦有更形象的描述：“在当时的四川诗歌界，尤其是在各高校的文艺青年心中，有着几乎绝对明星的地位。他非常英俊，1983年的英文研究生，22岁不到就写出了《镜中》、《何人斯》，而且谈吐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他那时不仅是众多女性的偶像，也让每一个接触了他的男生疯狂。他在重庆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耀目的三年（1983——1986），那三年至今让我想来都心跳加快，真是色飞骨惊的岁月呀。”在柏桦看来，张枣显出的诗歌天赋“过于罕见”，其“化欧化古”的诗风，堪称卞之琳再世，“但在颓废唯美及古典汉语的‘锐感’向现代敏感性的转换上又完全超过了卞先生”。因此，由于他的早逝，我们对于现代汉诗的摸索和评判可能会陷入某种困难与迷惑，“张枣给我们带来的损失，至少目前还无法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