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第4/4页）

2006年7月26日，朵渔来信，说要创办《诗歌现场》杂志，邀我做编委，并寄来了刊物的设想和要求：“……现场诗歌（分为三卷，首卷重点推荐年轻诗人，每人诗歌5—8首；二卷重点选好诗，特别是网络现场的好作品，每人1—2首；三卷为编委及特约诗人作品。另附编委所撰‘本期印象’）、现场讨论（本期拟定的主题是：诗歌与时代、小文人诗歌的争论）、现场评论（针对当下诗歌的各种评论文章）、文字现场（各种好看的文字，包括抒情的、纪实的、思想类的文字），以及其他视稿件情况所设的栏目。”我给他推荐了一批诗人的稿件，又应他的要求将我的一篇关于“70后诗人”的随笔发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创刊号上。

从2007年3月出版的《诗歌现场》开始，朵渔的办刊方向进一步明确。诗歌作品少了，文字稿增多了，某些作品的出现，彰显出作者与编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独立思考和担当意识。

《诗歌现场》出版后，好评如潮。但由于忙于琐事，我已无精力再给刊物荐稿，于是从第二期开始，我把编委一职辞了。

《诗歌现场》可以作为近几年优秀民刊的一个代表——我所说的“优秀”，不仅指它的质量相对较高，也指装帧的美观，以及公开刊物所没有的活力。从刊名看，编者希望能够表现出当前诗歌的状况。但正如朵渔在后记中所说，虽然诗刊名为“现场”，读完了稿子，却对何为“现场”愈加迷惑了。我认同朵渔的疑惑。实际上，诗歌是没有现场的，只有“诗坛”才有现场（比如那些论争、事故、会议）。除了那个把诗歌等同于顺口溜的年代，诗歌永远应该是多向度的，只不过有时候某一种写作可能会领一时的风潮而让人误认为它就是“现场”而已。只要刊物的负责人有独特的艺术眼光，他就不可能喜欢和包容所有类型的作品，因此，很难用一本刊物来概括当下所有写作的向度，刊物能够做的，只是展现编者个人心目中的好诗。

也许会有人认为把尽可能多的诗人集合起来就可以形成“现场”，这是一种误解。那种因为内心虚弱而有意识地集合起来的诗人所展示的只能是功利与狂躁。叫嚣声越高，与真正的诗歌相去越远。与此相对应，那些个体的、特立独行的诗人才是一个个现场，他们互不交叉或者偶尔贴近，但各自的面容清晰可见，绝不互相混淆。如果把这样的诗人集中起来，同时尊重他们各自思想的独立性，也许能接近“现场”的真谛。由于《诗歌现场》十余位编委作品风格各异，交往面也有区别，他们推荐的作品的确较大限度地体现了时下诗歌写作的各种可能性。

但与其他诗歌民刊相比，《诗歌现场》的品质之高，思想之厚，显而易见。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民间刊物的思想其实就是主编的思想，朵渔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形象逐渐显露，因此，与其说我喜欢《诗歌现场》，不如说我对它的主编朵渔充满期待。

五

内行人可以从朵渔的诗歌中看到他对于坚的尊敬，朵渔也从不忌讳这一点。事实上朵渔尊敬的诗人不止于坚一个，还有杨黎、韩东、柏桦、吕德安等人，他的随笔《以“第三代”为师》对此作过深入阐述。越来越多的诗人怯于谈论自己的“师承”，说得轻一些，这是对自己不真诚，往重里说，就有了虚伪的气味了。以“第三代”为师的立场也深得我心，“70后”中比较优秀的诗人大多与“第三代”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一些“第三代”之后的诗人对朵渔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影响“70后”的诗人不是“第三代”而是他们，这些诗人未免太自负了一些。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生的诗人中的优秀者一开始面对的就是“第三代”而不是其他，他们与“第三代”之外的大部分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几乎同时起步，对于这一拨诗人，“70后”可以称他们兄长，但只有对“第三代”，我们才会心悦诚服地称“老师”。

我和朵渔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最明显的是都属于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中年纪相对较大的一拨。我记得我们都曾经在各自的文章中说“70后”不小了，都快三十了。一个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则干脆在一篇文章中把朵渔称为“老朵”，文章赞的是他的诗歌成就和在诗坛上的地位。于是我在给朵渔写信时也称他老朵，朵渔在回信中“礼尚往来”，叫我“老刘”，哄得我也欢喜了老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