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周扬（第2/3页）

我下乡回来，是一九六六年，整个局势全变了，被贬谪的人关进了监狱。我一下火车就被送进了社会主义学院（文化部文艺界的总牛棚）。批斗的大字报贴满墙，田汉、林默涵等，都关在这里。周扬的名字赫然在目，人已经病倒，而且抓起来了，文艺界最后一个批判人的人，自己被批判了。文艺界最重大的问题，已经全部被英明地发现出来。文艺界就此彻底瓦解。这使得像我这样的干部反倒放了心，反正无可系恋，去劳动改造就是。在干校，我们谈起将来的前途，差不多都说：“将来若有解放回去的那一天，文艺这行决不干了，编辑决不当了，文章更是打死我也不写了。”

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人们好像从梦里醒来。有一回，我到中组部招待所去看解放不久的蒋南翔。老蒋对我说：“周扬听说你来了，他想看看你，好吗？”我说：“行。”于是我和周扬同志在老蒋屋里见了面。他见了我，微笑握手，好像没有多久不见，问我：“你怎么样了？”我当然只能回答：“这些年，犯错误，受了些罪。”他仍然以从前接见我时的平和仪态向我轻轻点点头，安慰似的说：“那没有什么，你是犯的小错误，我犯的大错误嘛。”后来他问我文艺界一些人的情况，大概这时他见到的人还不多。他犯的大错误是什么？没有明确告诉我。但是我已经有感觉，他不再自认为是正确的了，而且可能也不再认为那些由自己的嘴说出来的全是英明正确的了。

他重新和大家接触之后，我又一次听到他的报告。会场上人不算太多，他坐在没有台子的主席台横位上，我坐在直位上，离主席位不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讲话流泪，虽然他没有当众一一批判过去的事，但是明确地说了：“很多好同志受了苦，我对不起大家……”

那以后不久，我去上海，曾和一些青年作者座谈，记得其中有张胜友、孙颙、叶辛这些当时才露头角的人。他们正在思想刚刚得到解放的火头上，提出来：“像周扬这种人，整掉了文艺界那么多人，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跟他讲一讲理？”我不能完全代替周扬声明他的苦衷，只觉得摸到一点门，只说了一句：“事情看来很复杂。”

广州召开文代会，那是很热烈的一次会。周扬、夏衍、张光年、林默涵、李季……全都去了。我并无资格专程前往，却由于组稿，也碰巧去了。会上这几位领导都讲了话，批驳了江青的“黑八论”之说。会后几个人同游肇庆七星岩，林默涵、光年和我像青年一样，奋勇登山，周扬、夏衍上不去，笑着站在山坡下指点。那个晚上，大家同宿波月楼，各人执笔题诗，诗人张光年、李季写了，不会写诗的也都写了。十年苦难不能见面，此时真是逸兴遄飞。诗写完了，大家赏月，又坐在周扬屋里闲谈话旧，谈得无拘无束，记得周扬同志笑着，指着我说：“王作民告诉过我，你原来是个大家闺秀出身哪，怪不得会写诗。”大家做打油诗说：“两条汉子又重来……”人们笑着，享受着这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朋友的气氛。

广东之游后回到北京，就逐渐有点故事了。有一次周扬住院，我去探望，他虽很简单但很恳切地告诉我：“我跟默涵说了，我们批评错了很多问题，我们应该认错，我希望他和我一起改。”

为了组《周扬文集》的稿子，我开始跑中组部招待所。一开始，周扬是一般地推托，说稿子太多，自己全部看一遍来不及，稿子没有传世价值……但是到后来我去得多了，要这部稿子的诚意表达明白了，他终于跟我说了很简单的实话：“这里边有些文章，有些段落，是毛主席改的，还有毛主席写的。那篇大辩论就是。如果要用我的名字发表，我必须一一说明。所以很费事。”后来我们才又找了别的同志帮他整理加注。但是叫他给自己的文章加上这样的“注明”，并一一过目，这无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他进行得很慢，到后来他提出：“慢点出第二卷吧（就是批判文章最多的那一卷），先出最后的一卷（也即“四人帮”垮后属于他自己的文章）。”他的意思其实很明白，他希望读者群众能了解他本人，本人真实的思想！他不愿意拿那“偶然”的正确面目再和读者相见。但是作为编辑的我，却希望出全集，因为这样才能表现周扬这个人的历史全貌。在这件事上，我实在是对不起周扬同志，让过去的矛盾和痛苦更深地折磨了他。

那几年，听说了周扬跟好几个被他批过整过的同志谈话道歉。我自己也听周扬说过：“要说划艾青右派，我本来不主张的。”可是不主张怎么又划上了呢？他没告诉我。我见过胡风来开会，周扬跟他握手。冯雪峰跟周扬历来不对，这我知道。我们为雪峰补开追悼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主持。我在门口张望，心里一直不安，不知周扬会不会来，但是最后他居然来了，站在群众队里。而且后来还听说，周扬自己刚释放出狱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早写过一个意见，提出恢复雪峰的党籍了。我想：啊！原来如此。

他在忏悔了。他在开始把自己的内心拿出来与朋友们相见了。这是使二十多年遍体疮痍的文艺界大家欢喜、大家弹冠相庆的事情。人们全身放松，都同情了周扬，谅解了说真话的周扬。他自己也开始把自己的思想写成文章，这就是他所要出版的那一本近作。他在文艺界也开始按他自己的意见做工作。任免干部，我们又开始有事情去找周扬了。

可是，大家天真地、随心所欲说真话的时间并不算太久，就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争论——别人写了文章，认为可以讲。周扬也发了一篇，却为这文章受了批判。而且与批判唱反调的文章不许登。一时，我们这些紧张惯了的人又紧张起来，又得纷纷表态。

我们社里一位同志说：“我前两天刚看了周扬这篇文章，觉得很对。今天再看了批判，才知道错在哪里了。”这种调子是人们这些年当众表态的常态。适逢这年春节，我去周扬家拜年，与老李同车，他问我：“若有人问起周扬这篇人道主义文章，该怎么表态啊？”我说：“我作为一社之长，那只能推。就说这是哲学问题，我不懂。要是机灵人，还听不出我的态度？”

到了周扬家，果然一会儿他就谈起这个问题，神情很压抑，说：“我想不到这么一篇文章会引起领导上这样重视。”然后就问，“你们的态度怎样？”这时正巧又有两位客人，我当即不假思索地按原准备的回答，以“不懂哲学”四字打马虎眼。我当时以为，我在这时赶到他家来，不是同情慰问他还能是什么？态度已明，不必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