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第5/10页）

按照命相学，舅舅是我命中第一个贵人，一见面他就救了我一命。母亲过河是1947年的严冬。但我想，也就是初人严冬吧。因为到了正月，整个黄河都会被冰封掉，冰层不厚时，行人也走不得，船也行不得。我的舅舅当时在武安工作，母亲可能觉得这是他入伍的好机会，就写信给他，把路途日程说了，嘱他“赶上部队，跟我过河”。

但舅舅接到信，计算时间，已来不及到母亲出发地会合，他毅然决定由武安人太行，插路直奔黄河，到那里寻找母亲，舅舅告诉我，那年他十五岁，事实上什么也不懂。因为当时南下部队很多，都要过河，部队征用的都是胶皮轮的大车，他也不问路，就顺着这种车印直向西南。

天气极冷，漫天下着鹅毛大雪，但舅舅参军的心情可说是焦急，昼夜不停地赶，居然有这样的巧合，他赶到黄河岸，母亲抱着我，正准备上船，眼睛看着大道，望眼欲穿地等着她的弟弟。正焦急张皇间，舅舅满身是雪从大道上跑向母亲，张着手呼喊：“姐姐！我赶上了！”接着姐弟两个在雪地里又跳，又笑，又哭。舅舅又问：“解放呢？”母亲忙打开重重包裹的棉大衣、被子、小褥子，一边笑着说：“解放，你看谁来了，你小舅！”话未说完，她愣住了，原来我被“包裹”得过紧，捂昏了过去，已经人事不知，脸色已经青了，呼吸也没有了。于是，随船的卫生员、母亲、舅舅一起对我施救，又掐人中，又施人工呼吸，二十分钟后，我哇地放声大哭，众人才放下心来。

姐弟二人悲喜交集，在太行山下，严冬的黄河中抱着我南渡。漫天的飞雪从天上，从太行的峡谷中疯狂地飘落直坠，或成团、或片片絮絮，亿万只白蝴蝶般投向苍茫混沌的河面。他们的心情自然很激动，因为他们认为前途非常光明远大，而从此可以不再理会笼罩在家庭上空那片驱赶不散的阴霾。

这是舅父的“投奔姐姐记”由我来撰述：其实就是“投奔革命记”的另一仿本。

但是我敢说，母亲的见识还达不到我们今天的认知水平，只要“阶级斗争为纲”，那片阴霾在全中国就始终是一种正统权威的“太阿之柄”，在哪里都一样，只要你额角上打着“阶级烙印”，而这烙印不是党旗那样红得纯正，有杂色，达摩克利斯剑就始终在你上空悬着。

1965年我的母亲病故。在她的墓碑上写着曾任的职务，最高是“区妇联主任”，但是父亲的《投奔革命记》，还有舅舅的回忆，都明明白白是“昔阳县妇救会主席”——一点也不用怀疑，她是在这个职务上入伍的，她和父亲一样往下降，到栾川县公安局做锄奸股长，而后又改做侦察股的股长，她从来没说过这件事，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她有“受委屈”的心情。和父亲简直一模一样：职务高低没关系，只要心情舒畅（不挨整）就行。二姨夫吴可纠比她资历老，四姨夫凌振中也是1945年初的八路，二姨她操心可能较少，三姨和舅舅，她的关怀是带着母性那样的深沉的。

三十六计走为上，父母亲都是懂一点辩证法的。历史的政治造成的环境，昔阳不是他们施为的战场。走才能有变数，才能有运动，“走运走运”，不走就没有运。世界上的事永远是这样：比如国民党树倒猢狲散，猢狲们走到台湾美国，肯定比留在家里等镇反等各色运动要好点。可是，我认为，父母亲命运不好，走的圈子还是小了点，而且没有重要人物的帮助。他们脱离了地震区，却没有走出雷雨区去。

但是，舅舅和妈妈终于走进了伏牛山，走进了栾川县城。

你打开地图看，这里全是山，县城在伏牛山腹地。我随母亲和舅舅过了黄河，和父亲部队派去接她的小分队接上了头。我当时才不足三岁，所有的记忆都是模模糊糊的。现在又历经了半个多世纪，那山是什么形态、水又是怎样的流淌，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有一点影子，但“焦距”是无论如何对不准的了。山川街巷，有点像小时候看的“拉洋片”，跳动着倏尔变幻图样。但我不能全然忘记，因为从过河到栾川，我确实已经“记事”了。这是我随母亲初度人生的珍贵经历。

现在据理推想，我们过河的地点当在风陵渡。天寒、雪大、风急、浪高，我被裹在被子里上的船，舅舅那时也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抱着重重包着的襁褓，大船的桅杆在我的视线里，高高地矗着，摇晃着指向绛红色苍暗的天空。我至今都不能忘掉那冷，雪花大片大片地在船帆的暗影下迅速地飘落。黄河的涛声夹着风啸声，船工的号子声，还有不知什么东西拍打船舷的啪啪声，搅得满船都是淆乱的声息。雪花有时飘落在脸上，还有黄河的浪花，有时也会有大滴的水溅上来，我觉得比雪还要冷。我哭了。

舅舅拿我毫无办法，只是不停地拍打那大大的襁褓，说：“俺孩不哭，啊？俺孩听话，啊？人家船上不让哭，啊……俺孩乖……”但他的话一丝不能感动我，母亲在旁说：“不要哄他了！”她凑到我面前，说，“再哭就把你扔进黄河！”但我不能理解她的意思，“哇”的一声哭得更为嘹亮——这是我能忆起与母亲最早的“对话”。其实，母亲生我满月之后，便返回了县妇联去工作，我被送进了她娘家——王家庄——觅请了一位奶母。风陵渡上，她对我还是陌生人，我不理会她的威吓，是很正常的。

我很快就习惯了母亲，也习惯了她的习惯。我明白了“大人们都在打仗”。因为无论开会、集合，公安局和军队无甚区别，都列队。吃饭时架枪，显得很紧张。但叔叔们似乎没人紧张，集合就唱歌，这使我很新奇：人“说话”还有这么好听的声音？战士们闲了就擦枪，一边擦一边哼曲儿。我就在那里扒着石头凳子瞪着眼睛呆看。栾川县公安局设在一个很大的四合院，不止一进，院落很深，母亲就住在第一进院的西厢房里，前面庭院是几株梧桐树。出了大门一片空场，大约是打麦场，场西北是几株高大的梨树——西厢房背靠院外，是大山，长着茂密的杂树。

记忆中我在栾川没见过父亲。跟着母亲也不是形影不离，那是剿匪最紧张的年月。父母亲都忙极，我经常是“叔叔们照料的”。父亲晚年，有一次我问过他：“你平生最凶险的时期，是不是在昔西无人区？”父亲笑了，说：“和日本人打交道，很简单，他在明处，我们在暗处，不要被他捉到就是胜利。和国民党打仗也简单，他们的兵根本不能拼刺刀，手榴弹一响，说明战斗要结束了。栾川剿匪复杂凶险，打入我们内部的土匪，假投降的，收编之后又反水的，在我们内部搞投毒，暗杀的……得时刻警惕……”父亲的情况如此，母亲的身边情况大致也应差不多。她虽然不能时时照料我，但她“看”得我很紧，总有“叔叔”在我身边的。母亲也随身带枪，有时她还骑马挎枪下乡。那时全国尚未解放，但大形势胜利已成定局。我看母亲总是英姿勃勃的，“很势派”，因为没有什么女同志，她很“抢眼”，带我的小战士经常指着我向人介绍，“马股长的儿子，调皮捣蛋极了。”然而我怎样“调皮捣蛋”已全无记忆。父亲后来告诉我：“你那时胆子大，部队集合开大会，你就在战士队伍里钻来钻去，从这一列钻到另一列，人们都问‘这谁家的孩子’？”因为随军的小孩也就是我一个，我很受战士们的喜爱。伙房里“改善生活”杀猪，猪尾巴总是留给我，有一次肚子疼，一个老兵把一颗子弹头卸下来，倒出里头的弹药给我喝，“喝下去肚子就不疼了”——真的，这东西能治肚子疼且立竿见影，至今不明其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