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5/9页）

母亲对我们严厉，但我们不怕她，因为顶多是挨顿打，那点子皮肉之苦对年少人来说，实在是毛毛雨。但父亲不一样。他从不打人，也从不说粗话骂人，也不用刻薄话损人挖苦人，每当他来教训我们，只是告诉我们，这件事你做错了，错在哪里。这也还罢了，我们怕他分析后果，每一件小事的后果他都能淋漓尽致地披露人性之恶，把后果说得令人不寒而栗，令人“后怕”，看我们听进去了，他就绝不再说，不言语在一旁抽烟。他的权威建立在他犀利简明的言谈和他的沉默上。

他从没有流过泪，爷爷病故，奶奶病故，他都没有哭。母亲病故，我和他并肩立在她的遗体旁，不知过了多久，父亲说：“她已经成了物质。我们已经尽到了责任。”

父亲教我学会了理智。许多人都知道我说过“拿起笔来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夹着尾巴做人”，这后一句是从他的理智衍化而来。他在革命队伍里一直都是弱者，但他从来也没有过抗争。因为任何人的理智都能明白，鸡蛋只能老老实实在篮子里呆着，别说去碰石头，掉到地板上也是不行的，弱者倘有智慧，也是可以自存的，只是你不能“计利”，不能因为受委屈去挣扎。

有几次我问女儿：“最近功课怎么样？”答复都是一个调子，“还行吧。”“差不多。”“就那个样儿。”我觉得她是敷衍我，也拿她没办法。这事不经意。有一回看着渊洁童话，原来天下的子女都是这样对付老爸老妈。他这一提醒，回想起来，我小时上学也是这般对付母亲的。又自家好笑。

但父亲从不关心这些事，对子女穿着他也是从不过问的。他只注意冷暖与饥饱，还有绝不许有坏思想，严禁谈恋爱——该做的事，时机不对，会把好事做成坏事。

我和女生

我生活在一个自由度相当宽松的家庭。父亲母亲最关心我两件事，吃穿和品德作风，其实就第二件事而言，他们注重的也只是我和女同学的关系——不准谈恋爱。作风上头要求是不许稀稀拉拉丢三忘四。

别的不说，“不准谈恋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不单是行动上，且是思想上也要“远离女生”。我们家的保姆老太太在这上头和父母配合得也极密切，她告诉我：“看女人要这样看——离着四五十步，看脸，看身个儿；二三十步看腿；再近就看脚。”这么着“每况愈下”地看，弄得我一辈子都不能迎视对面过来的女子。不谈是不谈，但心里其实没有停止过“想”。照了老保姆的话去做，做是做了，偏是我天生目力极佳（验空军，我的视力是2.0）。四五十步，对面来的“芳容”全都一目了然，妍媸之分心里仍是十足。

有同学到家里来，倘是纯色男生，家里就会格外热情大方，父母会破例放下手中的家务和工作，无拘无束地和他们聊天，家中的好东西都尽数取出来大家说笑享用。假如杂有女生，他们就会“谨慎”起来，说笑归说笑，眼光不停地打量那女孩，也打量我，观察会不会有“别的情况”。若是单个的女生来，他们会变得矜持起来，礼貌格外周全，言谈格外庄重，热情没有。这种“镇静”，今天回想，仍觉压力不小。只有一次例外，父亲的一个老战友带着女儿到家来，也是我的同学。他的战友让我和女孩“比比个子”。我们真的立正站好，几乎零距离地对面相望着，呼吸相通。这对于已经习惯“每况愈下”的我，反而如同针芒在背，“比”出一鼻子汗来。

以后，发生了沧桑巨变，“文革”开始，母亲病故，家也让朋友同学们抄了几次，“翻黑材料”翻了个底朝天。我已和两个妹妹各自参军，走遍了千山万水。我在国防施工第一线，根本没有女人，遑论“作风”什么什么的。倒是偷着读了不少的书，社会阅历多了，知识也丰富起来——我想素质肯定也提高了。因为有事实证明：我写了一些书和文章。

但这些书遭到几乎一致的批评：二月河不会写女人。

老实说，书里的故事也有些男女情事，多是根据“资料”，别人讲述书上写过了的，加上自己的心里感觉和想象杜撰而来，因为实际生活中，我和女同学们“没啥”，后来的情形又不可能“有啥”。因此也只好“就这”了。

父亲虽不打人，但语言非常犀利，说出的话像剃刀一样锋利。他自己的模范在那里摆着，得到一家人的敬畏当然顺理成章，不但我们四个子女，就连脾气刚烈的母亲也从来没有违逆过他的意旨。1960年我祖母在邯郸姑姑家逝去，我和父亲赶去奔丧，同时要扶柩回山西安葬。我们在邓县坐了九个小时汽车（那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火车，汽车速度每小时也就三四十公里）才赶到许昌。父亲令我：“到邮局给你姑父打个电话让他接站。”

可是我还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也不知道该怎么用这玩意，不敢犟嘴，也不敢问“到邮局怎么办”。极勉强地蹭进去，交了押金，报了姑父姓名，人家叫我：“坐进电话房等着。”过了一会儿，服务员说：“吕倜电话来了！”接着铃响，“房子”极小，只有六十厘米见方，尖锐的声音震得我心悸，忙拿起话筒，听见电话里说：“你是解放吗？我是姑父。”我没想到电话里人言语如此清晰，这东西好新奇！兴奋得一跳老高，话筒一扔就跑出去，大喊：“爸爸！我打通了！是姑父！”

“你给姑父说了没有？”

“说什么？”

“火车车次嘛！几点钟从许昌上车，几点钟到邯郸，都要告诉你姑父呀……”

“没……有。”

“那你再回去说。”

“我没说过电话，觉得很不习惯。”

“去吧。”

我蹭了回去，心说我已经打通了，就这几步路，你（父亲）就不能去和姑父说说？这是你们大人的事，为什么非要逼着我干（不可）？嘀咕是嘀咕，没敢有任何“表示”，老老实实回去“打了”。事后，父亲告诉我：“你必须独立自主，有能力独立办事。”

他不像母亲那样反复叮咛，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如果这样会如何，如果那样又会怎样。父亲只说：“你去办这件事。”那就必须去，没什么“条件”可讲。他的这一威权，几乎一直保持到最后终结。他生前一些话，尚未办完的事，我们没有想过变通一下。只是在他老年患病，终日为“安乐死”絮絮不停时，我才有“生命就是胜利”的三条忠告。并且我还说：“爸爸，对不起，从今以后我要对你有所批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