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美丽新世界 严肃新问题（第5/7页）

第三，人类的价值观本身就存在各种冲突，众所周知，制定这些原则的与会者基本属于硅谷阵营。硅谷阵营在美国2016年大选中的态度及其价值观就和特朗普阵营发生了激烈冲突，他们制定的规则看上去很美，但在现实中未必符合很多人的价值观。

二十三条原则表达了人类良好的愿望，相当于科学家为机器人设置了一套“政治正确”。考虑到“政治正确”在当下美国的尴尬遭遇，我们要明白，人工智能的“政治正确”不是一蹴而就的，集体签名是一回事，做起来是另一回事。价值观不是静态的观念，而是在博弈中生成。价值观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某种群体身上，比如机器人的价值观实际上是人机的价值观。未来人工智能可能将加入这个博弈，形成新的、动态的人机价值观。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的健康之路。二十三条原则起到了探路者的作用。

现实的法律问题

虽然“算法代替律法”的前景已经出现在不少科技人士的视野里，但到目前为止，法律依然是调节人类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我们需要考虑，人工智能时代的法治会遭遇什么挑战，应该如何应对。

人工智能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是整个社会运作方式改变的问题。《少数派报告》这样的电影已经预见了事前的预防性管理会出现。深度学习技术的最大作用在于预测，这也给以往法律思维带来新的启迪。比如法律将从事后补偿模式向事先预防模式变化。不过这个过程将非常不确定。

以算法的复杂性来说，技术界区分了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在技术认知上没有问题，但在法律上很难按照智能程度给出精确的标准。因为法律应对复杂世界的方式是确立一般性的简单规则，在概念上对社会个体进行抽象假定（如行为能力），而非针对特殊主体，否则规则体系本身将变得异常复杂，难于理解和操作。生产资料之间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对称，但作为信息匹配中介的人工智能却变得更不透明，其规则设计和运作从属于用户甚至开发者都无法理解的秘密状态，这都回到了法律如何处理与代码的关系问题。[4]

具体体现在法律抽象化与技术黑箱化之间的冲突。比如，“快播案”这样一个涉及互联网技术而非人工智能技术的案件里，法律责任认定的过程很漫长也很艰难。监管者或法院并不想深入算法内部了解造成事故的技术原因是什么。只要法律认定这一黑箱应当在合理范围内得到控制，事故就可以避免，黑箱提供者就应当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见，保险（甚至是强制险）就成为那些事故发生概率小但潜在损失巨大的市场的不二选择。

涉及技术的航空、医疗保险市场已经十分发达，可以预见保险将会延伸至更多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服务行业。

在另一方面，也许真要靠算法的顶层设计来防止消极后果。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不只是理工专业人士的领域，法律人士以及其他治理者也需要学习人工智能知识，这对法律人士和其他治理者提出了技术要求。法治管理需要嵌入生产环节，比如对算法处理的数据或生产性资源进行管理，防止造成消极后果。例如，征信系统中禁止收集种族、性别、宗教派别、政治倾向等歧视性信息；在声誉系统中打击网络推手刷单，避免虚假数据；通过地域性监管限制网络专车及其司机的资质等。法律机器人本身也是一种辅助人类面对复杂规则做出判断的好办法——用技术进步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问题可能会很多，这里简单谈谈日常生活中人们比较关心的隐私问题。

有人说，智能时代，人们进入了无隐私社会，因为一切数据都处在互动中，哪怕是心率都被可穿戴设备分享了。未来的狗仔队也会智能化，运用数据分析和无处不在的视觉监控寻找明星的蛛丝马迹。在智能社会如何善待隐私？可能要突破原先的观念。隐私当然是现代个人人格的一部分。现实中，人们强调保护隐私的同时，也热衷记录隐私，甚至传播隐私。一切网络八卦行为都围绕隐私展开。没有隐私就没有独立个体，但在数据时代，绝对的隐私又会让个人无法被沟通和识别。最好的办法还是制度与技术手段的突破，比如建立统一的数据保护平台，让个人可以了解自己的数据被政府、公司使用的状况，避免单向过度的使用。

数字权力的重新分配

已故著名波兰裔英国思想家、社会学家鲍曼认为：数字时代带来了比监控更麻烦的问题，权力与政治在技术之下分离了。传统的政治囿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跨国资本及其政治力量，却通过技术蔓延各个领域，制造出更多不确定性。同时，普通人对技术和官僚的信任在这种矛盾之下消解。权力随着资本和数字网络流动起来，传统政治却对约束它们无能为力。作为对全球化资本权力的反弹，欧美诸国“部落主义”重新崛起。这也就是英国脱欧、孤立主义在美国兴起的大背景。

鲍曼描述了西方国家的情景。但不确定性是新时代普遍存在的状况。

政治、经济、文化、传媒权力都会被数据智能渗透。这个不难理解，金融资本借助数字网络、智能投顾、闪频交易等技术在全世界腾挪闪移、惊鸿遍野。推特等社交媒体催化了中东国家的动荡，数字权力越过主权国家的界限，纵横捭阖。甚至以往向外输出数字权力的美国，也开始担心被跨国数字权力侵袭。阿桑奇和他的维基解密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屡屡抛出政府黑材料，让美国政府非常头疼。黑客凭借网络技术获得了威慑美国统治阶层的能力。美国政府甚至指控俄罗斯使用黑客干预了美国2016年大选，这种紧张感是前所未有的。这既说明数字权力面前无人可以幸免，同时也预示着，从个人到国家，都有必要加紧适应数字智能时代。

数字权力的形态如同福柯所描述的现代权力，并非中央集权式的环状结构，而是错综复杂、多中心存在的网状结构。数字权力弥散于这张网中，难以捉摸。

从国家层面讲，需要在顶层设计中做好设置，防止政府滥用数字权力。而恶意挑战国家与社会正常运行的数字权力也已经在现实中出现。

彭博周刊2014年曾报道了一位哥伦比亚黑客，自称操纵了9个拉美国家的投票选举，手段包括窃取数据、安装恶意软件、在社交媒体上伪造大规模支持或反对的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