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艾梅克勒方街鬼魂的诅咒（第4/5页）

“有些人就是没良心，有些人只相信自己所谓的良心，我们犹太人就是如此。如果我们会被一些不切实际的道德感折磨，我们又怎能住在这里，住在里欧的巴勒斯坦？所有不自我痛恨的犹太人都必定先要克服罪恶感的啃噬。”

“又来了。”我心想。我可不想将这个上午拿来把自己的生活跟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做比较。我不想讨论他们有没有罪恶感，或是巴以冲突到底正义不正义。难道没有一种生活是可以超越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超越冲突的？我拄起拐杖离开。我家离这里很近，我自己走回去应该不成问题。

就在当晚，就在我与我们屋里的鬼魂开完会之后，没想到我的手机竟接到了欧莉朋友的来电。我心跳加速但仍试图保持镇静。我很高兴玛亚此刻已上床，至于基兰，倒是不用担心，因为他向来一有空就会戴着耳机大声听音乐。

这是欧莉头一回惹恼我，也使我与里欧之间的危机第一次看似严肃了起来。过去我从未觉得我们的婚姻已走到死胡同，再无挽回的余地。然而我应当为刚才与律师的通话负起责任，欧莉约略向她提及了我的家庭争执，我虽试图否认却未能挂了电话。她探问了我的财务状况，诸如家用支出分担以及名下有多少共同账户之类的问题。多数问题我都没答，只对她表示我们的财务安排没有问题，就算真的不幸离婚，亦不会有影响。但她表示，无论如何，我都该继续告知她一切细节，因为倘若真的离婚，许多事情都会跟着改变。这场对话相当令人煎熬，多数时间都是她在解释我的“权利”。其中不乏一些女权主义观点，例如她向我讲述男女之间的相处准则，并表示女人该坚守此准则，分毫不得退让，否则这只会无形间使得其他处境类似的女子跟着受害。我心想，要是一段关系只须听从某个女权主义分子的建议，或套用什么行为模式便能得以维系那就好了！我对那位律师表示，我不认为我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是出于“女性的责任”，她听了颇不以为然。

最后，我还是试图认真地向她声明：“那天晚上我先生跟我之间发生的一切并非家暴事件，我们没打算分道扬镳，至少目前不会。”我不想责怪欧莉，因为当她说要请她的律师朋友打电话给我时，我表现得不置可否。我当时没想太多，因为我认为她会忘了这回事。我知道这个借口听来毫无说服力，连我自己都说服不了；我得承认，我当下的内心有一部分充满恨意，想让一切顺势发展。然而律师接下来说的话令我措手不及，她说：“我下周会再打电话跟你确认情况。”

“谢谢，但我应该没事了。”

“这种事谁都说不准，事情往往都在转瞬间发生，接着以常人预料之外的速度急转直下。如果发生任何暴力行为，可以打电话给我，我给你我的手机号码。”

我坐在原地，感觉自己被玷污了。根本没有什么暴力事件，不是吗？这场争执是我起的头，是我先出手推他的。欧莉的声音不停在我耳边响起：“是没错，但是他比你壮，男人不能推一个只有自己体重一半多一点点的女人。”我双手捂住耳朵，我不想听见“暴力”这个词。没有什么暴力。里欧与我不过就像两个幼稚的青少年，我们从未真正长大，我们像孩子般不知羞耻地争吵，毫无节制，没有任何暴力。我没准备好接受一位女权主义律师大肆评论我的生活，评论我与里欧之间的关系。欧莉对里欧有意见是一回事，但以我的生活现状而言，找律师涉入此事只会令我神经更加紧绷。想到我的孩子们，我真的很害怕下周又接到她的电话。她很有可能真的会打来，因为光凭我优柔寡断的拒绝，恐怕不足以劝退一位律师。

她下周电话打来时，我并非毫无心理准备，那柔软的声线再度以低沉单调的语气说我得了解自己的权利。我很意外自己竟仍无法明确表示要她别再打来，并且对她说我不需要了解什么权利，就算离婚，我们也不会有任何财务问题。这些话我一个字都没说。我只是默默地听着，仿佛自己是个脆弱的小女人。当她要我顺路去她同样位于艾梅克勒方街的办公室看看，非正式碰个面时，我甚至也没有婉拒。

然而出乎我预料的是，数周后一封来自律师事务所的信函从门缝底下塞了进来。我用颤抖的手指打开它，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是一张索价一千美元的电话咨询账单。

我不敢相信我跟欧莉的友谊竟会走到我想躲开她的阶段，我不想接受她的追问，也无意去质问她什么。而以下发展恐怕也不是巧合：我把律师事务所的账单随手放在电话桌上，当里欧安装新传真机时便拾起了这封信。

“这就是你跟你最好的朋友策划的阴谋！”

“不要对我发飙，我也没预料到。”

“你总是喜欢对你所谓的好朋友成天嚷嚷你有多苦，讲得我好像是个打老婆的家伙一样。”

他怒气冲冲地上楼，把律师信留在边桌上。盛怒之下他忘了接上传真机线路。我并无罪恶感，毕竟我无须对律师账单负责，但我觉得我们的私人战争越界了，从卧室转入了公共空间。如今这场战事被记录在律师的电话记录里，在这个云端储存空间动辄上兆位的计算机时代，这份记录会永存直至网络崩溃为止。一想到这儿，我就很不安。

“我们得搬离这栋房子。”一周过后里欧这么说道。

“很好，我们确实不该继续住在一条到处说英语的街道上，还住在一栋被历史幽灵缠绕的房子里。”

“不只如此。我不希望我们继续住在欧莉附近，这个女人处心积虑地想往我们的婚姻和家庭捅上一刀。”

“说得好像这段婚姻在她出现前没有任何问题一样！”我说。

“至少没像现在这么糟。过去你从未觉得有必要听从朋友的意见找律师咨询，想结束这段婚姻。如果我们真要结束，不需要找律师。”

“但你永远不会放我走的。”我心想。究竟为什么每回我们走到险恶的分歧点，当我已决定离去时，他就会带着无比丰盈的爱回头抓住我？于是我们会和好如初，融洽地度过几天、几周，又或者倘若我们幸运，则可长达一两个月，接着我们又会陷入恶性循环，再度重蹈覆辙。

“还有，”里欧说，“她想抢走我的孩子。我们非得搬家不可，她才不能拿着她的鳀鱼汉堡拐骗他们进她的巢穴。”

每回我说我受够这段关系了，里欧就会指控我是要试图夺走他的孩子。背负这般罪名有时令我心生恐惧，使我被困在这段婚姻里动弹不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我需要证明自己永远不会为了报复他而把孩子们带走，孩子是属于我们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