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建设未来（第4/10页）

政治分歧多源自对于解决方案持有不同的看法，而并非由于对问题出在哪里持有不同的意见。无论持有怎样的政治立场，几乎所有人都更愿意生活在更加安全和友善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同意，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在美好的社会中较不常见。因此，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解决方案。尽管人们提出了许多为面临特定困难的个人提供帮助的方法，但本书所引用的证据表明，促进平等将有助于解决全社会的诸多问题。此外，促进平等还是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相关政策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在英国对焦点人群进行的研究表明，认识到不平等造成的恶果，会极大地影响到人们对待不平等的态度。在研究中，社会背景、政治立场各异的参与者了解到了不平等对信任程度、儿童冲突、心理疾病会产生何种影响。他们不仅根据直觉就认为二者之间很可能存在关联，而且还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许多人不再反对促进平等。在意识到平等能够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后，就连那些对于促进公正无动于衷的人也开始主张促进平等。这些证据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激发必要的政治意愿，从而促使人们减少不平等。

数十年来，由于无法构想更加美好的社会，进步政治遭到了严重削弱。人们提议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改善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展反对破坏环境行为的运动，主张以更加友善的态度对待寻求避难者，游行反对进行军事干涉。然而，这些运动都并非以使社会变得更加美好、适合大多数人生活为目标，无法起到激励作用。没有如此宏大的愿景，政治很难激发人们的热情。

然而，大多数人都渴望变革。在本书的第1章中，我们曾提到一份名为《渴望平衡》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多达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感到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他们感到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盖过了更加重要的价值，例如友谊、家庭和社群生活。尽管政客也意识到了这一深层次的问题，并且以此来争取选票，声称自己主张“变革”，但他们能够考虑的变革往往仅限于改变自己的个人形象，完全不知道如何才能使日常生活变得更加愉悦和有意义。

民调还显示，公众非常渴望缩小收入差距。根据英国民调，在过去二十年间，认为收入差距过大者所占比例平均在80%左右，很少低于75%，尽管实际上多数人仍低估了收入差距。就美国而言，2005年的“马克斯韦尔公民参与调查”显示，超过80%的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已经构成了一大问题，几乎有60%的人认为政府应当努力减少不平等。盖洛普公司的一项民调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收入及财富的分配是公正的，在1984至2003年间，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收入及财富的分配需要变得更加公正。

大公司的权势：被置若罔闻的事实

之所以难以激发必要的政治意愿，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感到自己无力做出改变。我们也许都会谴责超级富豪的巨额财富，但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有证据表明，工会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并不足以改变这一结论：当今社会严重的不平等是经济机构中权力集中的产物。毕竟，我们就职的这些经济机构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源泉。价值的创造与分配都是在这里完成的，需要通过再分配来调节的不平等也是在这里形成的，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被泾渭分明地按照森严的等级区分成了上级与下级、老板与下属。

2007年，美国最大的365家公司的CEO薪水达到了其雇员平均收入的500多倍，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越拉越大。许多大公司CEO的日薪超过了普通员工的年薪。2007年《财富》500强公司内部的收入差距达到了1980年时的十倍，彼时收入不平等刚刚开始加剧。

由于大公司与小公司之间、各个部门之间的CEO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之比差异很大，因此很难在国际范围内对此进行比较。不过，一家权威机构进行了此类尝试，他们的研究显示，就制造业的CEO与普通员工收入之比而言，日本为16比1，瑞典为21比1，英国为31比1，美国则是44比1。

根据《卫报》（Guardian ）对CEO薪酬进行的年度调查，富时100指数所涵盖的公司高管收入近年来分别增长了16%、13%、28%和37%（2006至2007年）；而在这段时间内，通货膨胀率很少高于2%。大公司CEO的平均收入（包括分红在内）约为290万英镑。在审视了经验性研究之后，国际劳工组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之间基本不存在关联；该组织指出，过高的薪酬很可能源自高管在议价时占据的主导地位。

大企业的薪酬远胜于公共部门。在美国，在上市公司就职的20名薪酬最高者的收入几乎达到了非盈利部门20名薪酬最高者的四十倍，以及20名薪酬最高的将军或是联邦政府内阁秘书的200倍。

看上去似乎是主要产业的去国有化，加之大批原本由会员掌控的互助会、房屋互助协会、储蓄互助会和信用合作社的私有化，导致收入差距如图表16.1和16.2所示那样日益扩大。在转制成为盈利性公司后不久，CEO和其他高管的薪水往往都能大幅提升，这也许正是英国的不平等状况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加剧的部分原因。英国电信公司于1983年被私有化，英国天然气公司于1986年被私有化，随后许多大型公司都于1987年被私有化。从一国范围来看，收入差距扩大与私有化进程同样是同步的。

如今，不少大公司的权势甚至超过了许多国家。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表示：

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根据附加值列出的最新榜单中，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实体中有29个是跨国公司。在2000年海外资产最多的200家跨国公司中，埃克森公司的附加值最高（630亿美元）。在这份新榜单中，埃克森公司排在第45位，这意味着其经济规模相当于智利和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的经济规模位于戴姆勒-克莱斯勒和通用电气之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则相当于突尼斯、斯洛伐克和危地马拉等国。

其他人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估算，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半数都是跨国公司，通用汽车的经济规模大于丹麦，戴姆勒-克莱斯勒大于波兰，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大于委内瑞拉，索尼大于巴基斯坦。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于1791年在《人权》（The Rights of Man ）一书中抨击了坐拥大片土地的贵族；与之类似，这些生产性资产实际上同样掌控在极其富裕的极少数人手中，使得我们自认为实现了真正民主的说法如此苍白无力。

在潘恩所处的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尚处于初始时期。作为平等与民主等价值观的倡导者，他抨击的主要是坐拥大片土地的贵族与君主。他似乎认为市场制度（当时的参与者主要是小贩和工匠）将一直保持小型、平等的性质，因此能够与民主制相容。如果他能够预测到，今日的大型跨国公司所掌控的财富及非民主的权势将远胜于当年的贵族，他肯定也会将这些大公司列为自己抨击的对象。如果不讨论应该如何对待这些聚集了财富、权势与特权的堡垒，那么我们就无法讨论应该如何缩小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