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建设未来（第2/10页）

根据这种思路，每个问题都需要有自己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些方案之间并无联系。人们被鼓励多健身，不要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不要尝试毒品，试着放松心情，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并且多陪陪孩子。所有这些政策的唯一共同之处在于，政策制定者相信必须教育穷人，使其更加理智。但这些问题的共同根源在于不平等和相对贫困，这一赤裸裸的现实却被忽视了。

不平等的趋势

在过去数十年间，许多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状况都有所加剧，但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图表16.1和16.2表明，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英国和美国穷人与富人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图表中展现的是两国最富有的10%人口与最贫穷的10%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两国的不平等状况迅速加剧，于1990年代初达到峰值，此后没有经历大的变化。两国的不平等程度一直保持在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同一段时间内，很少有其他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加剧程度如此剧烈，不过，只有极少数国家（例如荷兰）彻底避免了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其他国家（例如瑞典）的不平等状况起初并未恶化，但从1990年代初起开始迅速加剧。

这两张图表明确无误地表明，在这段时间内，两国的收入差距大幅增加，达到了1970年代时的1.4倍。

既然事情变化的速度如此迅速，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有能力将实际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质量提升到远高于现在的水平。

只要政府真的有意促进平等，就会推行许多相关政策。历史证据表明，政治意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通常不会推行促进平等的政策，除非当它们认为自己的存亡与之息息相关。世界银行于1990年代初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平等状况的改善构成了东亚各国及地区经济迅速增长的基石。该报告指出，这些政府之所以会推行促进平等的政策，原因在于它们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需要赢得民众的支持。例如，韩国需要对付朝鲜，新加坡和菲律宾则需要对付游击队。在1994年的一份世界银行出版物中，约翰·佩奇（John Page）详细描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策：

图表16.1：自1975 年至2005、2006 年，英国最富有的10% 人口与最贫穷的10% 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图表16.2：自1975 年至2004 年，美国最富有的10% 人口与最贫穷的10% 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这些政府通过明确的机制表明，所有人都能分享未来的财富。韩国和台湾地区执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计划；印度尼西亚制定了关于大米和化肥价格的政策，以此来增加农民收入；马来西亚通过启动财富分享计划，来提高马来人的生活水平；香港和新加坡推行了大规模的公共住房计划；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为工人的合作组织提供帮助，并鼓励中小规模企业。无论形式如何，这些措施表明，政府希望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平等的发达国家，部分原因就在于整个统治阶层都在二战中受到了羞辱，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手下那些无私而富有远见的美国顾问为政治和经济重建提供了帮助（包括起草新的宪法）。

其他国家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促进平等的。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之所以推行社会保障政策，是为了赢得民众对于统一德国的支持。英国的平等程度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幅提高，也是为了让民众感到负荷得到了公平的分担，从而支持战争。正如蒂特马斯所言：“要想赢得大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就必须减少不平等，社会分化的金字塔必须被推平。”

瑞典平等程度的大幅提高源自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的大选中获胜。此前，劳资争议引发了部队向锯木厂工人开枪的暴力事件。在瑞典重整军备和参战之后，于1932年至1946年间几乎一直担任首相的佩尔·阿尔宾·汉松（Per Albin Hansson）实现了令瑞典成为“无阶级社会”和“人民的家园”这一目标。

反观不平等程度加剧的那些国家，政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中心作用同样明显。图表16.1和16.2显示，英国和美国不平等程度加剧的现象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尤为严重。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美国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表示，传统观点认为原因在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加上廉价商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导致对熟练工人的需求上升，令非熟练工人被取而代之。然而，克鲁格曼并不认可这种观点，他指出，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这种观点的解释力非常有限。他还指出，这些因素并不能解释最富有阶层（例如CEO）的收入为何疯狂增长，而这恰恰是不平等加剧的重大特征之一；克鲁格曼还强调，尽管所有富裕国家都出现了上述现象，但只有少数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了。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加拿大、法国、日本、荷兰、西班牙和瑞士等国的不平等程度均未加剧。

克鲁格曼对美国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他认为，促使不平等加剧的并非市场力量，而是“机构、规范和政治权力”的变化。他尤其强调了工会的削弱、生产力分享协定的废弃、右派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以及政府税收和福利政策的改变。此外，最低工资相关立法的失效也值得一提。

尽管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美国收入分配状况在20世纪的总体趋势与许多其他国家是一致的。在1929年的大萧条前夕，不平等状况达到了峰值；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这段“大压缩”时期，平等程度大幅提高；随后，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直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此时，收入差距开始再度扩大，截至最近一次金融危机时，不平等程度已达到了192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关于收入分配的多数研究都对总体趋势进行了细分：工资差距扩大起到了多大作用？税收和福利政策的改变起到了多大作用？无人工作的家庭和两人工作的家庭数量同时增多，这种现象起到了多大作用？进一步的，工资差距的扩大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工会的削弱，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对非熟练工人需求的减少？事实上，任何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重大变化都不能仅仅归因于市场力量对工资水平产生的影响。克鲁格曼所指出的“机构、规范和政治权力的变化”往往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税前收入差距扩大，税率累进程度降低，福利被削减，工会被削弱，等等——这些现象清晰地表明，规范与政治观念均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发生这些变化，如果收入差距扩大在政治上仍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政府就会采取旨在缩小而非扩大收入差距的政策。在英国，直到1997年的执政党更替之后，政府才开始努力缩小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