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英国革命（第2/4页）

这时，英国人和荷兰人经多年的犹豫不决之后，终于意识到入侵印度和美洲的西属殖民地不仅是他们的正当权力，而且还可为遭西班牙人迫害的新教徒同胞的报仇雪恨。英国人是哥伦布最早的追随者之一。1496年，英国船队在一位名为乔万尼·卡波特的威尼斯领航员的指引下，首次发现并对北美大陆进行考察。虽然将拉布拉多和纽芬兰岛发展成为殖民地的可能性很小，但纽芬兰附近的海域却给英国渔船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1年后的1497年，同一位卡波特又登上了佛罗里达海岸，为英国建立海外殖民地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机会。

接下来就是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在位的动乱年代。由于数不清的国内问题尚待解决，英国没有充足的财力进行海外探险。不过，到了伊丽莎白时期，国力昌盛，斯图亚特的玛丽也已深陷牢笼，水手们终于可以欣然出海远航，而用不着担心一夜之间家园变色了。当伊丽莎白还是一个小孩时，英国人威洛比就冒险驶过了北角。

威洛比手下的船长之一里查德·钱塞勒为探索一条前往东印度群岛的航线，继续向东深入，结果抵达了俄国港口阿尔汉格尔。在那里，他与遥远的莫斯科帝国的神秘统治者建立了外交与商业的联系。在伊丽莎白统治初期，又有许多人顺这条航线航行。那些为“联合股份公司”利益而冒险的商人们，奠定了将在此后几百年里成为殖民地的各贸易公司的坚实基础。作为海盗兼外交家，这些人为了金钱而奋不顾身，愿意将全部身家性命作为赌注，走私者将一切能够装上船的东西统统装上船，他们贩运商品，也贩卖人口，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他们把英国的旗帜和贞洁女王的荣誉散布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在国内，有伟大的莎士比亚正在为取悦女王而坚持不懈地努力。英格兰最杰出的头脑和最高明的智慧都在为女王献计献策，努力和她一起将亨利八世的封建遗产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

1603年，年已70岁的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了，詹姆斯一世当上了英国国王。他是亨利七世的曾孙，伊丽莎白的侄子，也是她的敌人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儿子。凭借上帝的保佑，詹姆斯发现自己成为了唯一一个免于欧洲大陆战祸的国家的统治者。当欧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正斗得天昏地暗的时候，英格兰却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并正悠闲地展开了一场“宗教改革”，并未走上路德教徒或洛约拉支持者的极端道路。这使得这个岛国在即将到来的殖民地争夺战中，占尽了先机。它确保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中获得领导地位，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即使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灾难性冒险，也不能阻止英国的正常发展。

继承都铎王朝的斯图亚特王朝被视为英格兰的“外来者”。他们似乎既不知道也不想弄明白这一事实：都铎王室的成员可以堂而皇之地偷走一匹马，而“外来的”斯图亚特王朝的成员就算看一眼马缰绳，都会引起公众的愤怒。老女王贝斯（即伊丽莎白的昵称）在很大程度上是按自己的意愿统治着子民，且尽享爱戴。总的说来，她一直在执行着一条路线，即使诚实的（或不诚实的）英国商人的钱袋总是鼓鼓的。因此，感激涕零的人民也回过头来对老女王报以全心全意的支持。由于能从女王强大而成功的对外政策中获得利益，大家对女王在议会中的某些权利和特权上的小小不法行为，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表面上看来，国王詹姆斯执行与伊丽莎白女王相同的政策。可他身上极为缺乏的，是他伟大前任所具有的异常耀眼的个人热情。海外贸易继续受到鼓励，并且他作为一名天主教国王，天主教徒也并未获得任何新自由。可当西班牙满脸堆笑试图重修旧好时，詹姆斯欣然接受了。大部分英国人不喜欢这样，不过詹姆斯是他们的国王，所以他们保持沉默。

伊丽莎白时代的舞台

很快，人民和国王之间又起了新的摩擦。詹姆斯国王和1625年继承他王位的查理一世一样，他们都坚信自己“君权神授”这一法则，他们认为自己拥有“上帝恩赐的特权”，可以凭自己的心愿治理国家而不必顾及臣民们的意愿。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在很多方面，教皇已经是多个罗马皇帝的继承人（或者说将整个世界的已知领土统一于罗马这个单一世界帝国的观念的继承者），他们总是乐于将自己视为“基督的代理人”，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上帝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统治世界，这一点没人提出质疑。作为自然而然的推论，既然上帝有权任意统治世界，而教皇代表的正是上帝的旨意，他就理所当然可以主宰一切，没有人对教皇的权威产生怀疑。

后来，路德的宗教改革深入人心，以前赋予教皇们的特权，现在则被许多皈依新教的欧洲君主接管。作为“国教领袖”，他们坚信自己是所辖领土范围内的“基督教的代言人”。这证明国王的权力从此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人们没有怀疑他们的统治者是否有权利这样做。他们仅仅是接受它，就像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的人们，认为议会制政府是天底下最合理、最正当的政府形式一样。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路德教派或加尔文教派对詹姆斯国王大张旗鼓宣扬他的“君权神授”观念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这是不太公平的。诚实忠厚的英格兰民众不相信国王神圣的君权，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最先反对“君权神授”的是尼德兰。1581年，当时的北尼德兰七省联盟的国民议会废黜了他们的合法君主——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他们宣布说：“国王破坏了他的约定，因此他也像其他不忠实的公仆一样，被人民解职了。”从那时开始，“国王应对人民负责”这一特殊的观念，便在北海沿岸国家的人民中广泛传播开来。人民因而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而且他们有钱了。中欧地区的贫困人民长期处在其统治者的卫队摆布之下，是万万不敢讨论这个问题的，否则他们随时可能被关进离他们不远的城堡监狱。可是荷兰和英国的富有商人们，他们掌握着维持强大的陆军与海军的必要经费，并且懂得如何运用“银行信用”的万能武器，根本没有这种恐惧。他们愿意用自己的钱财所控制的“神圣君权”来反对哈布斯堡王朝、波旁王朝或斯图亚特王朝的“神圣君权”。他们知道自己口袋里的金币和先令足以击败国王拥有的唯一武器——无能的封建军队。他们敢于行动，而其他人面对这种情况要么是默默忍受困难，要么就要冒上绞刑架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