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6/17页）

身为天子的宣宗，当然不在乎江湖烧炼的那几两银子，恐怕主要还是炼丹。丹药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汞也就是水银，是剧毒之物。人长期服食硫、汞这些毒物，对内脏及神经系统将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损伤。据祝允明《野记》记载：宣宗曾乘一时之怒杀了两名小太监。怒气消后，方觉死者无辜，死得可怜，但悔之无及矣。一日在宫中游幸，突然瞪大眼，指一处大叫：“那厮又在此！”即命取弹丸乱射。左右不知何故，奇怪地问：“那是什么？”宣宗惊魂未定，喘着粗气道：“就是被我杀死的两个太监，他们见朕来了，伏在那里，一言不发。”但左右什么都没有看到。以后这样的怪事愈发频密，直到宣宗晏驾。这恐怕就是宣宗在中毒之后出现的幻觉。

仁、宣二帝，一位活了48岁，一位活了38岁，都是猝死。《明史》本纪对仁宗的评价是：“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意思是仁宗如果能多活一些年，他一定能实现明代的文景之治。其实仁宗在位虽然未及一年，人们已将“仁宣之治”的美冠加冕于他。

对于宣宗，《明史》的评价更为具体，说他“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称赞宣宗“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说宣宗是能继述祖宗美德和事业的好皇帝。故后世将宣宗与仁宗联在一起，合称仁宣之治，是较为公允的评价。

那么仁、宣二帝服食丹药的内幕，是否要颠覆对他们的历史评价呢？并非如此。史书中的皇帝多不像“人”，只是一具被包裹在圣君金纸之下的、没有内心世界的偶像。正史当然不会记载仁宗死亡的真相，但我们却从关于他死亡之谜的种种猜测中，看到这位皇帝生活的不幸——20多年唯谨唯危、险象环生的太子生涯，严苛暴虐的父亲、强势的妻子、不友的弟弟、争宠的妃嫔和他本人软弱的性格，这都驱使他去“仙药”中寻找片刻的安宁。而我们透过宣宗“英姿睿略”的形象背后，看到的是一个富有情趣、性灵而多欲的纨绔形象。这些与躺在帝王宗庙里的那幅画像综合起来，才构成一个立体的“人”，使我们得以全面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真实帝王。

一个县令的1635

1635年，以帝号纪年则为崇祯八年。这一年，无论对崇祯皇帝还是对吴世济而言，都是颇为重要的一年。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十五早晨，太和县县令吴世济像往常一样早起，打算在县衙内用完早餐后，就去城内巡查。属下的一个紧急报告，让他立即放下碗筷：“流寇”接近城下！

“流寇”来袭的传言终于成为现实。为此，他已经在惴惴不安中准备了半年。

此前一年六月，在溧水县做了六年“教谕”（明清时期县一级政府负责教育工作的官员）的吴世济，被任命为凤阳府颍州太和县新一任县令。能够获得升迁自然是一件喜事，可吴世济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这个月，在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的指挥下，官军一度将李自成、张献忠等逼得走投无路，但最后时刻，陈却中了李、张的诈降之计。自七月开始，缓过劲儿来的农民军重新迅速发展，河南的形势越发严峻。太和县在凤阳府的最西端，一旦农民军由河南东进安徽，太和必然首先成为进攻的对象。

刚一上任，就要考虑如何抵御“流寇”，显然非常棘手。而作为一个新到的“外来户”，吴世济也很清楚，像抵御“流寇”这种事情，他必须先征询一下当地士绅的意见。

所谓“士绅”，在明清两代，主要是指享有科举功名但又不做官的知识群体。这些人，要么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官员，要么是考取了科举功名但未做官的地方才俊。在明帝国广袤的疆域内，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通常只能到县一级政权，而县以下大大小小的村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由士绅阶层来维持的。长期混迹于基层的吴世济，当然清楚这些人的分量。

按吴世济最初的打算，抵御“流寇”最好的措施自然是请官军驻防太和县。不过出乎预料的是，他请来的“地方精英”们都不认可这个建议。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明确：明军军纪太差，“兵之祸甚于寇也”。“地方精英”不支持自己的意见，吴世济只好放弃请官军驻防的计划。

其实以吴世济的经历，又何尝不知官军军纪涣散、为害地方？只是连正规官军应对“流寇”都很吃力，在没有官军驻防的条件下，太和能守住么？

备战

自崇祯七年八月开始，昔日平静的太和县一下子忙碌起来了，巩固城防、编练民兵、修造武器，在知县吴世济的领导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正式揭开太和县备战大幕的，却是一篇关于太和县境内“西人”的告示。

吴世济所谓的“西人”，是指在太和县境内侨居的山西、陕西商人。自十六世纪起，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大明朝的商人们也活跃起来了，晋商、陕商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商人集团。凤阳府地跨江淮、毗邻楚豫，是当时商品由东向西运输的主要通道，因此凤阳府境内落脚的外来商人颇有一些规模。而当同样起于山、陕的农民军大军压境时，侨居在凤阳府的山、陕商人的身份自然一下敏感起来了。

“西人”处置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太和县民心的稳定，因而吴世济把其作为备战之初的首要问题。在这篇名为“查编流寓”的简短告示里，吴世济首先安慰了下太和县境内的“西人”：“尔等侨寓已久，应无不肖之心”。不过，这位知县很快就露出了发告示的真实目的：在太和境内落脚的山、陕商人，须将自己“作何经营生业，寓何集镇处所，系何原籍姓名，详注一册，送县严查”。当然，吴世济也没忘警告本地的土著不许趁机作乱，迫害西人。

备战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也是最让吴世济头痛的是：没钱。

这个时候缺钱的，可不仅仅是太和县。明末内忧外患不断，各类开销剧增，于是中央政府一次次加税，基层政权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向上“输血”：除了向农民征税，像太和县这样基层政权还要尽可能地削减各项开支。吴世济刚一上任，就发现县衙账上可用的银两，连正常年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可崇祯七年，太和县应上缴的各类赋税，总额已超过白银一万两。

“此民穷财尽，未有如今日之太和者也”。崇祯八年正月初七，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吴世济向上级提出“申请截留”，因为在太和县应上缴的赋税里，此时还有最后一小批尚未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