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3/11页）

凯恩斯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论其内容，并不是两派经济专家在纯粹学术上的对峙；论其动机，也不是为当前种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困境寻找答案。［比如说，当时有谁曾经考虑过，那种迫使70年代必须造出一个新经济名词“滞胀”（stagflation）来形容的现象——经济增长停滞，物价却一味上涨，两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意外组合？］根本上，这是一场两派完全不相容的意识思想之战，双方都提出自己的经济观点。凯恩斯派认为：多亏有优厚薪金、全面就业，以及福利国家三项特色，才创造了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则是经济扩张的能源。经济不景气，就该加入更多需求打气。新自由主义一派则反驳道，黄金时代的自由政治经济气候，使得政府及私人企业不致采取控制通货膨胀和削减成本的手段，才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也就是利润，得以不断上升。总而言之，他们主张，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自由市场上“看不见的手”，必能为“国富”（wealth of nations）带来最大幅度的增长，国内财富收入的分配亦能因此维持长久。这套说法，却完全为凯恩斯学派否定。两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可是双方的经济理论，却都将某种意识形态，即对人类社会持有某种先验性的看法，予以理性化了。比如说，实行社会民主制的瑞典，当年曾是20世纪一大经济成功典范，可是新自由主义分子对它却既不信任又有反感。厌恶的原因，并非由于瑞典不久就会一头撞入危机20年——其实当时无论哪一类型的经济，都将不免于这个噩运——却因为瑞典的成功，乃是奠定于“瑞典著名的经济模式，以及其中集体主义性质的平等观及合作论”上（Financial Times，1990年11月11日）。相反地，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政府，即使在其经济颇获成功的年代，也为左派不喜，因为她的政府，乃是建立在一个没有社会观念，甚至反社会的自我中心观念之上。

这方面的潜在立场，基本上根本无法提出讨论。比如说，假定我们可以证明，医用血液最好的获取途径，乃是来自那些愿意以市场价格交易的自愿卖血者。像这样一种说法，有可能驳倒拥护英国义务献血制度的正统言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蒂特马斯（R.M.Titmuss）在其《赠予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 ）一书中，即曾为献血制度慷慨陈词。他也同时指出，其实英国这种非商业性的献血方式，论效率并不比商业性差，安全度则更有过之。[6] 在其他相同条件下，社会成员若愿意慷慨伸手，帮助其他不知名的同胞，像这样一个社会，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总比众人袖手旁观为佳。正如90年代初期，由于选民起来反抗当地猖獗的贪污现象，意大利政治体系为之崩溃——唯一不曾为这股正气大雪崩埋陷者，只剩下那些体制外的党派。选民的愤怒，并非因为许多人真正身受贪污之害，其实相当数目的人，甚至绝大多数，都从中受惠，而是出于道德立场。总而言之，挥舞绝对个人自由大旗的旗手们，面对着无限制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不义，却能视若无睹（如80年代绝大多数时间里的巴西），甚至当这样一种制度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时，依然不改其坚持的主张。反之，相信平等和社会公平的人（如笔者），却一有机会就表示，即使如资本主义式经济的成就，也唯有在国民所得维持相当平衡的基础之上，才最能稳固，例如日本。[7] 同时，双方还将自己的基本信念，进一步转换成实用观点。比如说，以自由市场价格决定资源分配，是否合乎理想，或只应属次要手段，等等。然而唾沫横飞之余，两边还是要提出实际处理“经济发展减缓”的适当办法，才算得上真本事。

从政策层面观之，“黄金时代经济学”支持者的表现并不甚佳。部分原因，是因他们被自己的政治主张及意识倾向所束缚，即全面就业、福利国家，以及战后的多数议会政治。进一步说，当黄金时代的增长再不能同时维持“企业利润”和“非企业所得”的增加时——两项目标中，势必非有一边牺牲不可——这批人士便被资本和劳动者两边的需要夹在中间了。以瑞典为例，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社会民主政治的楷模国家，靠着国家对工业的补助，并大量分配及扩张国家与公共的就业机会，于是全面就业获得相当成功，因此成为整体福利制度的一大延伸。但是全面就业的政策，依然得依赖以下的手段才能维持：限制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对高收入采取惩罚性的税率，以及庞大的财政赤字。一旦“大跃进”的年代一去不返，这些自然便都成为治得了一时、救不了永久的暂时手段。于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切都颠倒过来，等到“短20世纪”之末，所谓“瑞典模式”，即使在原产国也黯然撤退了。

然而，其中的最大打击，莫过于1970年后世界经济的趋于全球化，国际化浪潮所过之处，各国政府莫不在这个难于控制的“世界市场”之下低头——恐怕只有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美国不致受其摆布。（更有甚者，这个“世界市场”对左派政府的不信任，显然远超过右派。）甚至早在80年代，富有的大国，例如法国（当时在社会党政府领导之下），也发现仅凭自己单方面的手段，已经无法重振经济。在密特朗总统上台两年之内，法国便面临财政平衡（balance-of-payments）危机，法郎被迫贬值，凯恩斯派的“需求刺激”理论也只好束之高阁，开始改弦更张，改用“带人情味儿的节约政策”。

而在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人们也感到一片迷茫，到了80年代末期更明显。一旦黄金时代不断上涨的繁荣浪潮退去，那些原本在政府政策掩护之下的浪费、低效，自然一一暴露，新自由主义人士开始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大加攻击。而许多“混合号”经济大船，确实也有不得不改头换面之处，它们生了锈的船体，经此“新自由”清洁剂大加刷洗之后，确实颇有一番焕然一新的姿态。最后，甚至连英国左派都不得不承认，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经济大刀阔斧所下的猛药可能有其必要。80年代时的人们，对国营事业及行政效率普遍感到失望，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一味把企业当成“好的”，政府看作“坏蛋”——根据里根之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本就是问题的本身”——事实上不但对经济无济于事，而且也行不通。即使在里根执政的年代，美国中央政府的支出也高达全国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同一时期的欧共体国家，平均更达四成（UN World Development，1992，p.239）。如此庞大的开销，固然能以“成本效益”观念进行企业化的经营（虽然事实上常常相反），但是它们既不是也不能以“市场”的方式运作——即使一般空唱意识高调者硬要如此。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派的政府在现实需要之下，也不得不插手管理指挥，同时却振振有词，表示自己只不过是在刺激市场的活力罢了。更有甚者，国家在经济事务里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根本不能减少。看看所有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性格最强的政权中，首推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在其执政14年后，英国人的税负反而远比当年工党时期为重便可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