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第4/10页）

麻烦的事却正出在这里。现代化往往与政府携手而来，因此“内地”被“沿海”管辖，边区为都市治理，不识字者自然也只有受制于识字之人了。太初有“道”，“道”即“文字”。在加纳独立前不久成立的议会，其104名成员中，68名有某种程度的小学以上教育程度。南印度特伦甘纳地区（Telengana）106名的立法委员里，则有97人有中等以上的教育程度，并有50位大学毕业生。可是这两地绝大多数的居民，当时却多属目不识丁的文盲（Hodgkin，1961，p.29；Gray，1970，p.135）。更有甚者，凡想在第三世界“国家级”政府出人头地者，只会当地通行的语言还很不够，还得通晓几种国际语言当中的一种（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或中文），至少也必须懂得新政府将当地方言混合而成的“国语”才成，例如斯瓦希里语（Swahili，东非、刚果等地的语言）、印尼官话（Bahasa）、混杂语言等。唯一的例外，只有在拉丁美洲地区，官方的书写文字与一般民众的通行语同属一种语言（葡萄牙文或西班牙文）。试观印度一地，1967年海得拉巴（Hyderabad）举行的公职选举中，34名候选人里只有3人不谙英语（Bernstorff，1970，p.146）。

因教育程度好而占的优势，甚至连最落后、最偏僻之民也逐渐感受到了。他们自己不一定能分占这个优势，尤其在他们享受不起这个条件的时候，更特别感受到其中的不同。知识就是权力，这句话不但具有象征意义，在事实上根本就是如此。在某些国家里，所谓政府，所谓国家，对其子民而言，无异于一部庞大的机器，其目的即在榨取他们的资源、血汗，以供国家雇用的员工享用而已。因此知识即权力的意义，在这些国家愈发明显。有了教育，往往意味着有可能在国家机关谋得一份差事，有时甚至十拿九稳，保证可以得到一个职务，[4] 运气好的话，更可以变成一辈子的铁饭碗，从此吃喝不尽，招权纳贿，公物私用，将某些职位私下给家人或朋友。一个小村庄——比如说，姑且在中非吧——投资在村里一名年轻人身上，培养他受了教育，从此全村的指望便在这项教育投资所保证的回收之上，也就是公职的所得及公务员身份的保护。一份公务生涯如果经营得成功，收入极为可观，是一国当中待遇最好的职业。在60年代的乌干达（Uganda），一个公务人员的薪水（指其合法正当的收入），高达其国人平均收入的112倍（英国的比数则为10：1），其中意义可想而知（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70，p.66）。

凡是乡下穷人（或他们的下一代）也有可能受惠于教育的地方，便可见众人普遍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例如拉丁美洲，第三世界中以此地区与现代化距离最近，离殖民时代也最遥远）。“大家伙都想要学点什么东西。”1962年时，某位在马普切印第安族（Mapuche Indians）中搞活动的智利共产党人，便曾对笔者如此表示：“可是我本人并不是知识分子，没法子教他们书本上的玩意儿，便教他们踢踢足球。”求知若渴的欲望，自50年代起，是推动南美居民大量由乡村迁往都市的一大原因。迁徙的惊人结果，是乡间为之一空。各项调查都显示，都市生活的吸引力，极大成分在于可为子女的教育和训练提供更好的机会。在城里，他们“可以变得不同”。多种新机会中，首先自然是学校教育为未来提供了最佳的前景，可是退而求其次，即使如开车这种简单技术，到了落后的农村地区，也可以成为改善生活的重要技能。驾驶技术成为成功之本，这是一位来自安第斯山脉克丘亚族（Quechua）村落的乡人的心得；也是他教导效法他的脚步进城、到现代世界打天下的表兄弟及侄儿外甥的第一课。岂不见他本人一份救护车司机的工作，正是一大家族迈向成功的基石吗（Julca，1992）？

至于拉丁美洲以外的农业人口，也许一直到了60年代，甚至更后的时期，才开始逐渐有系统地认识到现代文明代表着希望，而非威胁。不过在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制定的改革政策当中，领导者可能对其中一事特别寄予厚望，认为它可以对农民造成吸引力，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五分之三以上以农业维生的人口：即土地改革。这项概括性的政治口号，在农业国家里却包罗万象，从大规模土地所有权集中到重新分配给农民及没有土地的劳动者，一直到封建领地及佃户制度的扫除，地租的减低，租耕制度的改良，以及革命性的土地国有化及集体化，等等。

这一类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内风起云涌，是为行进步伐最为激烈紧凑的10年，因为政治光谱上不论左右及幅度，都可见向这个方向的行动。在1945—1950年间，世上半数人口居住的国家，都在进行着某种程度的土地改革——在东欧，以及1949年后的中国，进行的是共产主义式的土地改革；原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前印度，则是因为殖民解放而起的改革；在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则是出于日本战败的结果，或可视为美国的占领政策所致。1952年埃及爆发革命，土地改革之风开始吹进西方的伊斯兰世界：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纷纷先后跟上开罗的脚步。1952年玻利维亚掀起革命，南美地区从此也走上土地改革之路。不过墨西哥仍可算作首开风气之先的国家，自1910年革命以来，或者更为精确一点，自30年代革命在墨西哥再起以来，便已经大力鼓吹土地均分（agrarismo ）。不过，政治上的呼声虽然很多，学术上的统计研究尽管不断，拉丁美洲的革命事例毕竟不足，加之殖民岁月遥远，战败经验稀少，真正的土地改革终究难以兴起。一直要到卡斯特罗在古巴发动革命（为古巴带来了土地改革），使土地改革进入了中南美洲的政治进程，情况才改观了。

对于主张现代化的人而言，土地改革的好处不止一个方面：政治上的意义自不待言（不论是革命政权，或正好相反的反革命政权，双方均可借此赢得农民支持），在思想上更为动听（例如“土地还给劳动人民”等口号），有时甚至还可以达到某些真正的经济目的，虽然绝大多数的革命人士或改革家，对于仅仅将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的手段究竟能造成几分改善，并未抱着太大期望。事实上在玻利维亚和伊拉克两国分别于1952年和1958年实行土地重新分配之后，农业总产量反而急剧下降。不过为求公平起见，我们也得指出，在其他农业技术及生产力原本便已极高的地方，以前对土改诚意抱怀疑态度的农民，一旦获得自己的田地，很快便发挥极高的生产潜能。埃及、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便是最好的例子，其中又以中国台湾的成就最为惊人（Land Reform，1968，pp.570—575）。维持一个广大农民群体的存在，其动机其实与经济无关，过去如此，现在亦然。因为现代世界演变的历史证明，农业生产的大量提高，恰好与农业人口的减少成反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逆向增减的现象尤为明显。不过土地改革的意义，不可因此抹杀，因为它毕竟也证明了在自耕农制度下，尤其是以现代化手段经营农作物的较大型农家，其效率绝对可以与传统大地主佃户制度，或帝国主义的大规模农庄运作媲美，而且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比起其他某些半工业化集中经营的办法，例如1945年后，苏维埃式巨型的国营农场，以及英国在坦噶尼喀（Tanganyika，今坦桑尼亚）生产花生的手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过去，咖啡之类的农作物，甚至连橡胶及糖在内，一向被认为只能以大规模农庄的方式栽植经营。这种手段，虽说如今比起某些缺乏技术的小农，依然占有极为明显的优势，却已绝非必要的经营方式了。不过归根结底，自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在农业上获得了重大进展，所谓科学选种的“绿色革命”，毕竟还是由具有企业经营头脑的农家开始的，印巴边境的旁遮普即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