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夜幕下的大军反主流文化和反革命（第7/11页）

然而，即便是美莱村大屠杀这样的惨案，也没有像美国国内政局那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被泄密给了媒体，“水门丑闻”导致美国史上首次的总统下台。美国国防部关于美国参与越战初期的五角大楼文件被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泄漏给了《纽约时报》。这起泄密事件让尼克松感到非常恼怒，而他本就因为觉得媒体破坏了美国在越战的谈判而对其怀有敌意，故而在白宫内部成立了名为“水管工”（因为要防泄密）的特别调查小组，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想要找到（永远不会确切知道是什么的）证据来破坏埃尔斯伯格的信誉。次年，又有企业出资成立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雄心勃勃地想要找到民主党的污点。1972年6月，一伙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时当场被捕，而其中一人正是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

水门事件一开始看起来有几分可笑，但是在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追踪调查下，一个滥用政治权力的复杂真相开始渐渐显露。迫于最高法院的施压，尼克松总统不得不交出美国总统办公室的窃听录音带。他私底下窃听录音被发现这件事本就已经足够糟糕，但录音带里的内容才真正让他名声扫地。然而比起一个人的名声扫地，还有更糟糕的事情：水门事件让一系列的非法窃听、行贿和回扣行为暴露在民众眼前。但造成最大破坏的不是这种犯罪行为本身，而是尼克松对于这种行为的掩盖。民众意识到，他们的总统想要破坏民主进程，想要对此说谎，并且还试图阻挠随后的司法调查。在民众要求弹劾总统的呼声下，尼克松于1974年辞职，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时代开始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所推行的联邦政府和干涉主义国家，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定义和保卫美国的承诺。如今，它已经一去不返。由于发生了水门事件，加之1975年美国又从西贡战败撤军，许多美国人失去了对政府、对美国军事优势，甚至是对美国自身的信任。

然而，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应夸大国民心态的转变、认为其一味接纳右翼思想而排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同时也不能忽视美国仍然存在的国际影响力。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虽然占据了头版头条的位置，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忘记，美国也仍然在探索太空，在寻求与苏联的和解。1969年11月，阿波罗12号的两位宇航员双双踏上月球的表面，1971年，美国宇航员首次驾驶月球车行驶了28千米。次年，美国宇航员再次登上月球表面，但这是美国在20世纪的最后一次了。同年，尼克松和柯西金（Kosygin）就苏美太空合作达成一致，促成了三年后的首个苏美太空探索项目：阿波罗—联盟测试计划。

到了1975年，一切似乎在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原地。1957年苏联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给美国敲响了警钟，迫使他们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国内的现实情况。“伴侣号”是冷战的一个标志，而冷战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关于政府、社会、种族、经济、军事和技术。正如林登·约翰逊所说的，美国太空计划是“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的起点”。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有过雄心壮志。肯尼迪的“新边疆”方针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方案都旨在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与外交政策问题，并确立美国在冷战的新战场——太空领域的优势地位。事实证明，这些倡议都耗费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1975年之前的美国史可以视为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这个国家首先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起共和政府；接着征服了西部边疆，通过一场残忍的内战保持了统一；在有战火威胁到西方世界自由体制的存在之时，两次应欧洲的请求向其伸出援手；这个国家还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实际支持、策略指导和意识形态的引导。

然而，1975年4月底，北越军队包围了美国使馆的时候，这个国家却不得不混乱地逃离了西贡。虽然美国军队不顾一切地想要让尽可能多的南越盟军登上疏散直升机，甚至是让海上疏散船只甲板上的直升机起飞，以腾出更多空间。但这还不足以疏散所有人。事实上，一直让越战一代人无法释怀的正是那些被他们留在身后、生死未卜的人。

第三个世纪

1975年4月，西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手中时，美国已经开始举行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宣布这个国家步入建国以来的第三个世纪。4月初，美国的第二趟“自由列车”从特拉华州的威明顿市出发，开始了一段持续近两年的环美旅程。就在前一年，所谓的“前导列车”已经将自由列车的官方路线试开了一趟，为自由列车的正式旅程做好准备。在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中，美国自由列车是除电视庆祝节目之外唯一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列车上装载的物品和40年代第一趟自由列车上的大致相同，但多了一些东西，包括马丁·路德·金的布道台和从月球上采集的石头。

40年代的自由列车与70年代的自由列车之间还有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前者是政府行为，由一位联邦雇员发起，得到了国家档案馆的协助以及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后者则是私人行为，由一位爱好火车的商人小罗斯·罗兰（Ross Rowland）发起，也得到了其他一些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为此举办了一场义演的歌手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罗兰本人也许无意借自由列车去证明什么，但实际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自由的象征意义和实际含义都在经历着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转变。1975年底，《哈泼斯杂志》指出，这个国家仍然对总统遇刺事件而举国震惊，仍然因70年代的能源危机而在通货膨胀中挣扎，也仍然为西贡落入共产主义势力手中而感到骇然，这个国家在道德和物质上似乎都已经脱缰，在这个国家中，“新的自我陶醉”只会引起个体的不安与孤立。正因为此，美国的建国200周年庆祝活动非常低调；70年代的自由列车穿过美国大陆之时，途经的风景与40年代也截然不同。这趟列车的目的地是所谓的“保守反革命主义”（conservative counterrevolution），也就是对自由主义的最终拒绝。这种情绪在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担任美国总统时达到了顶点。

有人认为，里根的一生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美国政治、社会发生的方向性转变。里根大学毕业的那年正值富兰克林·罗斯福首次当选总统（1932年），他职业生涯的轨迹也跟随着美国从新政自由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转变，他本人正是远离“大政府”、重回个人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典范。然而，这种哲学方向上的剧变却仍然是在美国信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事实上，从很大程度上讲，推动保守主义文化发展的正是对于美国信条可能瓦解的恐惧。新保守主义一方面赞美美国的多种族构成及其隐含的对于自由和公民国家主义的广泛表达，另一方面又担忧对于种族差异的过分强调可能导致20世纪部落主义的形成，从而对美国的国家中心构成威胁。在许多方面，新保守主义都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对于自由的局限性以及自由的权利与义务的理解，不过如今这种理解已经不再仅仅被放在盎格鲁—撒克逊的背景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