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第8/12页）

美丽新世界

1925年，纽约人已经可以在一个名为“泰坦城：纽约未来图画展（1926—2006）”的展览中，展望一个充斥着商业主义和城市建设的未来。在这个展览中，纽约被想象成一个未来主义大都市。与两年后德国电影制作人弗里茨·朗（Fritz Lang）拍摄的《大都会》（Metropolis，1927年）中设想的反乌托邦都市不同，这个展览中预想的美国大都市是一个高楼林立的流线型世界、一个整齐有序的世界，专门为新世界的人民定制。此前，这个国家还受着托马斯·杰斐逊提倡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模式影响，一直与城市这个概念存在分歧，而这个展览正代表了它在城市观、国家观以及美国价值观上的重大转变。

这种对于向上流动性的愿景也象征着社会和人口上的一种根本性转变。20世纪20年代，城市里在赞美炫耀性消费的时候，农村地区的农民仍在艰难挣扎。当这个国家奔向城市生活，奔向罐头食品、家庭便利设施、影院、酒吧和摩天大楼的时候，那些农民毫不夸张地说，是被抛在了后面。在20世纪初，美国有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不到2500个农村社区里；到1930年，这个比例降低到约40%。当然，仍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还居住在农村地区，但从这种人口比例，尤其是从建筑上已经可以看到一种趋势：特权集中化正在取代非集权化，城市正在取代小城镇，城市工业经济正在取代农业经济。

在股市崩盘的时候，观众在影院里又一次被指向了这种愿景。那是一部现在几乎已被遗忘的喜剧片《想象一下》（Just Imagine，1930年）。影片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的摩天大楼城市。这部故意拍得很轻浮的影片暗示了乌托邦的阴暗面：人们变成了数字，生活在委员会的控制下。这种人类未来的反面乌托邦幽灵早在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1759年）中就出现过，在1932年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里也有过最为生动的描绘。

赫胥黎的小说背景没有放在纽约，而是科幻性地放在了伦敦。那是1908年之后的伦敦，第一台T型车刚刚制造出来。在这个后福特（A.F.）时代，“大规模生产的原则”也被“应用于生物学”，人口被系统地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和埃普西隆，他们消遣的方式是观看可感觉电影（而不是有声电影），微微放纵地回望他们造物者愚蠢的一生，那时候人们还被允许玩那些“对促进消费毫无帮助的”游戏。他们对过去的兴趣大概仅止于此，因为这个美丽新世界的信条就是福特的那句名言：“历史就是一堆废话。”这个文明不需要过去，也“绝对不需要贵族或者英雄主义”，并不是因为一战让这种概念变得过时或者可憎，而是因为它们被视为“政治效率低下的表征”。

尽管赫胥黎在小说里公开批评了福特主义（实际上还有福特本人），他的小说其实涉及了乌托邦理念中的诸多层面，并且也没有过分简单化地攻击美国。尽管如此，这部小说在写作以及传播时的背景是共和党实验的经济梦的破灭，或者说内部瓦解。在“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9日），美国市场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140亿美元，到周末时已经达到300亿美元。这些数字本身就已经足以让人惊愕，如果等价换算成今天的金额，则分别是1700亿美元和3600亿美元。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市场一直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当时，物价持续下跌（跌幅约40%），失业率持续攀升（达到1400万），股票价值继续无情地持续下降。例如，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929年的262美元跌至1932年的22美元，该公司的职工总数也从22.5万锐减至零。世界各处的银行都在倒闭，客户纷纷冲向银行提取储蓄，担心金本位制可能没法承受得住这种突然的冲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正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经警告过的，人类就好像是被钉在了一个黄金做成的十字架上。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但美国的情况尤其糟糕。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消费、建设与商业自信，而这至少正是激发这场灾难的原因之一。当时的人们正乐观地认为，整个国家不管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在不断向前，他们对于生产持有一种过度的热情，以至于超过了这个国家的消费能力。

但这个问题只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财富不平等，主要问题还在于期望值的平等。很多人——事实上，是整个国际市场——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购买或租借的方式实现美国梦，又有太多的银行打算通过向其他国家和国内客户提供低息贷款和无抵押贷款来服务于这种观点。很快，这个国家的经济驱动力就成为美国的股市自身，而不是那些进行股份交易的产业。事实上，美国的交易仅仅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因而，当泡沫破灭，丢失的不只是金钱，还有士气。失败的不只是金融，还有对美国这个国家的信念。1928年，胡佛当选美国总统时曾向美国民众宣告，美国人“所享有的舒适和安定，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摆脱了普遍的贫困，”他宣称，“于是获得了空前的高度个人自由。”在这种自由之上，“我们正在稳步地塑造一个新的种族，建设一种拥有自己伟大成就的全新文明”。[13]

胡佛对于美国信用的信心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都遭到了货币危机的愚弄。对此，他的回应是坚持自己在竞选活动期间信奉的原则。他借助于私人慈善机构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减轻失业的最坏影响，寻求在雇主和那些他们再也雇不起的劳动力之间达成自愿合作。他继续拥护共和党的信条，认为美国的实力在于他所说的美国公民的“顽强的个人主义”。胡佛相信，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很快就会再度“走在繁荣之路的最前列”。对于民主党要求更多联邦政府干预的呼声，他不予理会，指出经济“萧条无法用立法行为或者执法声明救愈。经济创伤必须用经济体自身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自身——来修复”。胡佛总结指出，联邦政府的干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来与美国的方式格格不入。[14]

鉴于美国显然已经迷失了方向，胡佛的这种回应说得好听是力度不足，说得不好听会被某些人理解成是麻木不仁。最终，在复兴金融公司（RFC）的保护下，联邦政府对于企业的救助终于即将到来，但政府还是认为，美国人个体也会间接地从这种援助中受益。而直接向民众提供联邦支援这种做法，在政府看来，则会让美国沦为社会主义。然而经济萧条久无好转，很显然，需要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美国个人主义了。1932年初，两万多名退伍军人走上华盛顿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支付在一战中承诺给他们的额外津贴。从政府对该游行做出的不相称的反应来看，美国领导人和民众之间的分歧已经变得非常巨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用枪、坦克和催泪瓦斯驱散了游行的退伍军人。对于一个已经陷入绝望的国家而言，这么做并不能将其带上正轨，而对于共和党来说，这么做对其竞选活动也算不上什么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