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第7/12页）

所有这些活动的音乐伴奏，不管是在纽约的俱乐部里，还是在全国其他各地的俱乐部和非法经营的酒吧里，还是在越来越无所不在的收音机里，都是各种爵士乐的组合。爵士乐被普遍认为是北方城市里的南方之音，是这个时期美国的典范隐喻，它强调个人的发声，追求即兴的结构，又有舞曲的能量。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著名的《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1924年）也体现了爵士乐对主流“古典”作曲的影响。爵士乐也许最开始是非裔美国人的音乐，但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美国音乐表达形式。不过，爵士乐还只是爵士乐时代的一个元素，为新的现代性提供了配乐，而为后代记录下这个时代影像的则是好莱坞。从由第一位也是最出名的“年轻女郎”克拉拉·鲍（Clara Bow）主演的默片《懵懂年代》（The Plastic Age，1925年）到由阿尔·乔尔森（Al Jolson）主演的第一部全片充满“对白”的电影《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1927年），美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正在扩张的电影产业，既娱乐了当时的观众，又告诉了——虽然并不一定准确——未来的观众，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疯狂旋转”（1924年一部电影的名字）。

20年代初大概有5000万美国人（约为人口的一半）会定期观看电影，到了20年代末已超过8000万，印刷资本主义转变成了大众娱乐。美国的“想象共同体”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但好莱坞引起的是什么类型的想象是有争议的。当时的电影行业和现在一样，喜欢刻画年轻漂亮的形象，因而美国传达给自己也传达给世界的，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能源和经济过剩的国家形象。不过也有不少美国人同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美丽与毁灭》（The Beautiful and Damned，1922年）中对爵士乐时代的人物描述。他们对好莱坞尤其充满了忧虑。

涉及贩卖性文化和明星文化的时候，好莱坞一开始是打算发展下去的，但几起备受瞩目的丑闻造成了负面的宣传效应，促使它抢在政府干预之前开始实行自我审查。1922年颁布的（以美国前邮政部长威尔·海斯命名的）海斯法案旨在禁止电影描绘任何可能冒犯观众道德情感的内容。根据法案的建议，除了其他应该谴责的行为之外，大银幕上还不应出现同性恋、异族通婚、裸体、过多吻戏和通奸。

尽管有海斯法案的管制，好莱坞还是不可避免地仅仅呈现了美国现代性的一张面孔，尤其是在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上。美国观众很快就习惯了一成不变的年轻女性形象，从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的《爱》（Love，1927年）和《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935年）到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的《红衫泪痕》（Jezebel，1938年），这些女性常常在挑战传统——当然是在限制范围内。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这种逃避主义变得空前流行，但对于那些和大屏幕上的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也不可能有一天会变得相同（考虑到许多早期电影的主题，这也许是一种安慰）的女性而言，它毕竟只是一种逃避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对女性作为家庭道德核心的持续强调就几乎没有改变过（见图53），与之矛盾的是20年代那种生活节奏很快、饮酒成瘾、不断抽烟的年轻女性的刻板形象：她们又喝酒又抽烟，并且还能以一种很有可能违反海斯法案规定的姿态整晚跳舞狂欢。

当然，在爵士乐时代，与大屏幕或大众传媒里少有共同之处的不仅仅是女性的生活。1930年前可能约有40%的美国家庭拥有收音机，但这也表明剩下的60%是没有收音机的。美国的财富几乎从来都不是均匀分配的，超过70%的人口收入都达不到当时的最低宜居工资——年薪2500美元。尽管购买上的选择在减少，城市与乡村、富人与穷人“两个国家”之间的鸿沟却在加深。汽车制造业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公路越铺越宽，开车兜风的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多，当然，可以用来买车的收入也在上涨，但汽车制造业几乎完全被限制在三家公司手中：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公司。然而，没有人对此感到忧虑。尽管福特的雇佣做法和出言不逊的反犹太主义言论有些玷污了他的公众形象，但他仍然是一位国家——事实上是一位国际——英雄，是美国成功运用流水线作业的标志。商业用语里有一个新概念：“福特制”，即通过使工人或生产方法标准化来提高生产效率。福特制的确成为美国化的同义词，成为未来的经济模式。在这个未来中，消费者充满信心，经济力量与日俱增。

1929年，福特为庆祝灯泡的发明以及他自己的爱迪生技术研究所的创立而举办了一次庆典。这是一次乐观的庆祝，新上任的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也出席了这次庆典，并且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通过收音机向全国民众现场直播）。胡佛宣布说，科学研究“是进步的最强大动力”，它带来了“更高的生活水平、更稳定的就业形势，减少了工作量、延长了寿命、降低了痛苦”。他断言道：“最后，我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我们对生活的兴趣越来越浓，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广。生活中有了更多喜悦。”胡佛热情洋溢地指出，最重要的是，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将“电从一个纯粹的物理学概念转变成了一个应税产品”[12]。就在胡佛满怀自信对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经济效益作出预言后的第三天，美国股市暴跌，让整个国家以及全世界都陷入了大萧条的经济灾难之中。

图53 这幅插图出现在约翰·吉布森教授及夫人的《社会纯洁：家庭和国家生活》（纽约：J. L.尼科尔斯出版社，1903年）一书中。图中展示了正上方一位七岁女孩可以拥有的两条人生道路。在左侧，一些不适当的（法国）文学让她走上了通向社会排斥的滑坡；在右侧，更让人振奋的阅读和定期的教堂礼拜为她保障了一个稳定的未来。由于这个女孩成长到二十出头的时候，将会遭遇“兴旺的20年代”，左侧的道路是一个真正的风险；这至少是美国家长普遍具有的持续的恐惧。实际上，这位女孩比她妈妈更有可能遭遇离婚，也更有可能生育更少的子女（美国的出生率从1920年的近30%跌到1930年的20%出头）。她也有可能拥有范围更广的工作机会，不过其中大多数是办公室或者医院里的工作，但也不完全是。毕竟，在这个时期，美国女飞行员阿梅莉亚·埃尔哈特第一次飞上高空，成为继林德伯格（1928年）之后（有别人陪同）飞越大西洋的又一人，并且在1932年又一次独自飞越了大西洋。尽管大多数女性都买不起飞机，在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有超过1000万女性开始出门工作。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2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