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士兵的信仰冲突与服从（第8/11页）

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的情绪有理由趋向欢乐而不是哀伤，这也并不会让美国人变成愚昧者。不过，罗斯福担心国家繁荣或许会让美国人变得健忘、如果不说自满的话。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试图将美国人带回正轨。罗斯福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党——进步党，并在1912年重新竞选美国总统。考虑到1910年时罗斯福在堪萨斯州勾画了“新国家主义”这一概念（其历史联系可以追溯至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同时还考虑到他的听众中有很多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故而罗斯福不可避免地在竞选中推崇内战中的“英勇奋斗”。他强调“过去的人们受到了我们的赞美与尊敬，但他们更应该成为我们未来的榜样”[19]。不过，此时的美国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此时的很多美国公民与19世纪中叶的美国内战并没有直接联系，在美国经历分裂之时，他们的祖先大多远在他方。故而，罗斯福通过重提美国内战来支持一个所谓的“新”国家主义，这种做法看起来已经过时了。

最终，伍德罗·威尔逊击败罗斯福成为新任美国总统。三年后，威尔逊参加了葛底斯堡50周年纪念仪式。这场历时三天的战役（1863年7月1日至3日）如今被视为美国内战的转折点，因此也是这个国家的转折点。当威尔逊在此次活动中讲话时，发现自己的听众中有很多退役老兵。事实上，威尔逊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参加这项活动，虽然被说服参加，他也在一定程度上不愿意在当天的演讲上谈论太多过去的事情。和罗斯福一样，威尔逊在演讲中对“德高望重的老兵”所做出的“英勇奉献”表示感激，但他也许更愿意强调“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的“时代已近黄昏”。威尔逊强调，美国的征途“还没有结束，我们全然肩负起这一重任。”不过，当他从内战一代的手中接过职责的接力棒时，威尔逊所期待的未来仍是一个“和平协商的时代，没人会听到战争刺耳的号角声”。[20]

不幸的是，对于威尔逊和他领导的这个国家，这都仅仅是乐观主义的胜利，而远非现实。1913年，美国有理由相信罗斯福和威尔逊都是正确的：前者断言人类的利益依赖于美国的成功；后者相信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将确保这样一个未来的实现——“人们通过努力，使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享受正义与爱”。两种观点并不一定彼此兼容，但无论如何，在1914年之后，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不同的想法。

欧洲爆发的战争对美国产生了冲击，但并不会使美国立刻产生忧虑。正如罗斯福一直所讲，美国人享受美洲大陆带来的安全，他们“在这片大陆上实现着自己的天命”，为了公正和“公道政治”而战。罗斯福的军事修辞和一系列进步主义的修辞如出一辙，大部分仍旧是一种隐喻。不过，当罗斯福选择使用战争语言来发表竞选演讲时，他明白在美国这样一个异质性国家中，冲突可以发挥团结的力量。政治分裂、进步主义改革和公共争论都可以找到共同的理由，以国家之名发起战斗的号令。从这种意义上说，士兵的信仰在理论上被证明是持久的，最终在实践上又被证明是具有先见之明的。虽然大白舰队的航行说明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多么的小，但当罗斯福将美国团结起来，为他的政治事业、归根结底也是美国注定的政治事业奋斗时，欧洲战场看起来仍旧是遥远且安全的。“为了人类的福祉，我们光荣地战斗；无惧未来；抛弃个人命运；心中毫无畏惧、眼神明亮清晰；我们站在末日的战场上”，他宣称，“并为上帝而战。”[21]

新自由主义

伍德罗·威尔逊在战胜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虽然面对着欧洲的动荡局势，却并没有打算将美国的政坛交锋转变为实际冲突。他宣称“我们与世界和平相处”，还强调欧洲的战争“与我们毫无关系，更不会波及美国”[22]。威尔逊提倡美国秉持中立立场；但是一个移民国家可以做到怎样的中立呢？这个问题需要解答，却还没有答案。从短期来看，美国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他们自己国家的进步事业中，希望可以在国内事务的复杂战场上取胜。其中一场战役便是针对女性选举权。罗斯福通过强调“奋斗不息的人生”，让20世纪初的美国充满了男性激情。不过，就在欧洲各国投入到“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的那一年，一些美国人至少已经开始争论，20世纪的女性是否也应该获得选举权。

美国的公民国家主义信条一直以来都在种族问题上寻求妥协，但是公民身份的性别含义却经常被淹没在美国更广泛的改革动力之中——从内战之前的废奴运动，到20世纪初期关于移民和真正的美国主义的争论。1848年，首届重要的女权大会在纽约塞尼卡福尔斯召开，但早在三年之前，著名记者玛格丽特·富勒就已经出版了《19世纪的女性》（Wom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正如富勒所说，虽然她已经充分意识到“男人思想中对待女人的态度犹如对待奴隶一般”，但她认为“既然这个国家已经获得了一种外部自由、一种免受他人侵犯的独立，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成员也必然应该获得这种权利。[23]”

塞尼卡福尔斯会议通过了一份《感情宣言》，强调了富勒所传达的信息。这份声明故意模仿《独立宣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它开篇就讲道：“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接下来，它详细论述了女性遭受到的一系列不公，包括剥夺女性“不可让渡的选举权”，却把这一权利给予那些“最无知、堕落的男性——不论是土著人还是移民”。考虑到“这个国家一半人口的公民权都被剥夺了”，它总结道，“同时也因为女性切实感到自己被伤害、被压迫、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她们最神圣的权利，我们坚持要求女性即刻获得所有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理应获得的权利和特权。”[24]

对于美国而言，不可让渡之权利这种观念使两性平等的要求更加重要。至少从理论上讲，共和党实验的理念使得将女性排除到政体之外变得更加困难。当然，在实践上，则是另一回事。例如，各州的立法已经确保了女性的财产权。在一些西部州，女性还享有投票权，但仍然没有实现获得完整代表权的主要目标。到威尔逊掌权之时，女性仍然在为获得全国性的选举权而反抗。其中部分问题要追溯到女性权利在更广泛的改革关系中的定位。塞尼卡福尔斯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一部分要归功于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柳克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的努力，而这二人的关系最初就是在反奴隶制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60多年之后，女性权利和种族平等仍旧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事情，两个问题都被嵌入到更大的美国公民身份和国籍的问题之中。这一问题曾因《宪法第四修正案》得到部分解决，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