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士兵的信仰冲突与服从（第7/11页）

其中一个解决方法是将道德提升和物质提升结合起来。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其中包括简·亚当斯（Jane Addams）和埃伦·盖茨·斯塔尔（Ellen Gates Starr）在芝加哥创办的霍尔馆。霍尔馆是首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建成于1889年，其灵感来自伦敦的汤因比馆。它的目的主要是减轻芝加哥西区移民所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霍尔馆开设了一系列实践项目、社会项目和教育项目，包括托儿所、图书馆、讲座、工作坊和音乐会。这对那些既要应付工作又要照看孩子的妇女而言尤其有用。霍尔馆本身并不是美国化的温床。虽然霍尔馆和很多教育机构一样提供英语课程，但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之前的文化。霍尔馆希望可以增长移民的见闻，而不是向他们灌输美国文化。

像亚当斯和斯塔尔这样的中产阶级都秉持着同样的传统理念：白人女性应该成为家庭的道德支柱。她们中有一些人还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就已经将精力投入到引领其他人的生活中去，希望借此组建起一个更加稳定但并不一定单一的民族大家庭。不过，亚当斯和斯塔尔设法处理的很多问题都并不是那些在这个新世界中苦苦挣扎的移民群体所特有的，而是美国在转型为资本消费型国家的紧急关头时固有的问题。林肯·斯蒂芬斯1904年的著作《城市的耻辱》全面谴责了政治腐败这一问题。之后也有书籍尤其是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906年的《屠场》（The Jungle），指控这种政治腐败不仅危害了国家的道德利益，还危害着美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屠场》猛烈地控诉了芝加哥肉类加工业的工作条件和卫生环境，由于详述了那些“不可告人的”事情（尤其是牛油中可能掺杂了人肉）而畅销一时。

对美国人来讲，屠场的黑幕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魔力，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2001年《速食国家》（Fast Food Nation）的成功便是又一例证。不过，与辛克莱笔下发育不良的移民工人相比，这些黑幕都会相形见绌。就像19世纪那些令人心有余悸的南方种植园一样，这个世界里居住着一群“底层人民。他们大多是外国人，常常徘徊在饥饿的边缘，想要活下来，则全要仰仗资本家的怜悯。这群资本家和旧时代的奴隶贸易者一样野蛮残忍、不知羞耻”。辛克莱认为这种对比并不是那么明显，因为饲养场与战前南方不同，“这里的奴隶和主人并没有肤色差别”[18]。

或许，想要唤起美国公众的注意，与其带领他们回忆不愉快的曾经，还不如指出被污染的食品正要抵达他们的餐盘。在《屠场》出版当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肉类检查法》和《纯净食品和药物法》。由此可见，当这个新兴的速食国家想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可以有多么快的反应速度。不过，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它应该按照联邦法律决议的方向做出多大改变，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政府干预的前景并不那么光明。事实证明，想要让社会福利项目符合“奋斗不息的人生”这一理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若再考虑到美国的海外负担——不论是白人的负担，还是其他种族的负担——事情就变得更加棘手了。不过，至少在市场层面，美国接受了挑战。新世纪里的一切都被视为是崭新的。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罗斯福的核心政治理念是“新国家主义”。这种理念强调通过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实现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他称之为“公道政治”（Square Deal）。与此相反，伍德罗·威尔逊提出了“新自由主义”（New Freedom）概念，强调通过一种更加自由放任的方式来解决私人权力和利润与公共和政治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简言之，到处都是令人兴奋的新口号，唯独缺少的是“改良”一词。

当然，改良一直以来都是国家主义者的核心问题，也是改革动力的核心诉求。即使现实并非如此，美国理想也一直都在坚持改善个人和集体生活，并将它视为重中之重。当然，这种理想受到种族、宗教和性别的限制。即使到了1900年之后，这些界限仍旧非常坚固。从这种意义上看，也许除去这段时期唤起的雄心壮志以外，在20世纪初期的“新国家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1908年，罗斯福卸任美国总统一职。从他的一贯做派可以想见，他的卸任也气派非凡。他作为美国总统的最后几项决定之一就是精心安排大西洋舰队的16艘战舰——后来被称为大白舰队——进行环球航行。这次航行于1907年12月开始，1909年2月结束，历时14个月。这次航行给全世界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民众则成群结队地为舰队送行，表明美国国内对于这场国家海军势力的公开展示也同样欢迎（图47）。然而，在公海之外，很多国家都担心美国正在发展一种没有职责的权力、一种没有良知的资本主义，并且这场美国国际影响的爱国展示也遮蔽了美国国内那些给许多人的生活造成损害的不平等问题。

虽然《屠场》一书广受欢迎，但在文学作品里，不讲人情的资本主义力量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肉食加工业的移民工人。因为市场和现代礼仪的怪异状况，社会上层阶级看起来同样受到了伤害。厄普顿·辛克莱至少指出了被压迫者共同的悲惨遭遇，而诸如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这样颇受欢迎的作家则描绘了一个“新的”财富世界，在这里，个人主义很快就会变成社会孤立。在经济层面，这个世界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在精神层面，它又面临着实际的破产。与斯蒂芬·克兰不同，华顿书中的女主角并不会沦为妓女，而是会遭受社会地位的不断下滑，正如他在1905年出版的《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一书所描述的那样。当然，华顿对社会的批判也可以在书名中找到线索，他借用《传道书》（7：4）中的话讲道：“智慧人的心，在哀伤之家。愚昧人的心，在欢乐之家。”

图47 《欢迎回家》（威廉·艾伦·罗杰斯，1909年）。这幅极具爱国色彩的漫画登载在1909年2月22日（华盛顿帽子上的日期）的《纽约先驱报》上。它描绘了（从左向右）“山姆大叔”、乔治·华盛顿和西奥多·罗斯福迎接大白舰队在完成环球旅行后驶回位于汉普顿锚地海军造船厂的场景。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6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