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巅之城一个救世主国家的起源（第8/10页）

战争结束之后，新英格兰殖民者的人口较快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阿尔贡金人—英国人和平相处的愿望却彻底破灭。这场残酷的战争强化了殖民地中的种族—宗教话语，这种话语一旦建立，就决定了非白人异教徒和白人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和区隔，使得像玛丽·罗兰森这样的殖民者在内心中证实了这种文化鸿沟的存在，从而不敢越雷池一步。菲利普王战争的胜利使得英国殖民者能够驱逐至少一部分土著人、增大扩张白人殖民地的可能，却也把他们推向了未来的冲突。冲突的对象最初是这个新世界中的其他欧洲力量——尤其是新英格兰殖民地和法国势力，但最终变成了大不列颠本身。简而言之，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冲突会继续定义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身份，并进而最终塑造所有美洲殖民地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讲，菲利普王战争才仅仅是开始。

在新英格兰以南的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也有理由去思考印第安人的问题。这一问题被他称为“新英格兰殖民地中印第安人的相互传染”，他相信这种传染“已经蔓延到了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北部”[23]。不过，和伯克利的观点相左，这一时期在切萨皮克针对英国殖民地的暴乱并不是出于传染，而仅仅是巧合。但这些暴乱的确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让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这点从来自北部的令人不安的报告中就可以看到。

正如新英格兰一样，两个殖民地在防御土著侵袭的问题上，都有两个实际问题值得关注：第一是如何才能识别谁会带来威胁。弗吉尼亚殖民地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白人种族主义态度都没有尖锐或狭隘到认为不同的土著部落之间毫无差别。但是，对于英国人而言，在一个特定时间判断某个土著部落的立场，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确认了威胁之后，该如何去应对？与当今美国枪支文化所传达出的形象不同，当时的武器价格不菲且供应有限。英国王室并不乐意加大开支为军队购置他们需要的火枪，于是伯克利在1673年通过了一项军队法案，通过提高当地税收的办法增加防御拨款。可以想见，这一举措并不受欢迎。更加糟糕的是，它也没有得到普遍的执行。

因此在弗吉尼亚，1675年叛乱，加上英国对殖民者面临的威胁应对不足，对于殖民地稳定来说都是一杯致命的毒酒。当1675年夏天第一次入侵发生时，弗吉尼亚殖民者不仅要求多益族土著对此负责，还错杀了一些居住在马里兰的苏斯克汉诺克人。苏斯克汉诺克人自然会发起报复，其他一些土著部落也借机开始攻击英国殖民地，以至于在1676年春天，切萨皮克的殖民者被卷入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他们认为所有东海岸的土著部落都参与了进来。因此，殖民地内部还爆发了一场冲突，即培根叛变。这场冲突部分源于殖民者对于伯克利在危急时刻领导能力的不信任，同时也因为在日益壮大的殖民地中，财富和土地的贫富差距过大。通过签订契约来到弗吉尼亚的殖民者被许诺赋予“公有土地继承权”（headright），即在劳役期满之后便可以购买土地。但是，到了17世纪60年代，烟草价格下跌，土地价格上涨，以至于很少人可以负担得起土地的价格，更别提买到一块心仪的土地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供求失衡。没有土地的自由人被视作殖民地的一种威胁，如同英国社会中的放荡穷鬼一样。随着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弗吉尼亚殖民地社会呈分裂之势。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剥夺无地者的投票权力，但这却使切萨皮克地区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恶化。

对于刚刚到达切萨皮克且富有的纳撒尼尔·培根（Nathaniel Bacon）来说，这不仅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一个机遇。他并没有像无地者那样被剥夺公民权，同时也有能力在詹姆斯敦殖民地的上游购买规模可观的耕地。很快他就成为弗吉尼亚议员。在任职之后，他猛烈攻击伯克利和当地土著，不加区分地摧毁精心培育的附属部落的关系，并以此激怒殖民地总督。殖民地财富短缺，烟草价格又一直下跌，这些问题使殖民地人心惶惶。培根则恰好利用这一点，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土地的缺乏导致殖民地人心动摇，这给他的篡位提供了时机。进而通过挑起殖民者对当地土著，尤其是友好的奥卡尼切人的不满，培根将这种机遇变为现实。培根叛乱声势渐起，激发了白人社会的热情，在1676年9月导致了詹姆斯敦殖民地的覆灭。在同年9月，培根因为痢疾去世，这场叛乱才得以终止，培根的支持者随后接受了审判和刑罚。

对于英国人与土著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弗吉尼亚白人社会来说，培根叛乱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新英格兰殖民地的菲利普王战争一样，培根叛乱标志着白人对于切萨皮克地区阿尔贡金民族的态度从此发生转折。这一切当然不能全部归咎于培根本人。对于土著人的恐惧和敌意由来已久——对此，爱德华·沃特豪斯在1622年就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但伯克利这样的领导者一直都在试图压制这种恐惧和敌意，他们认为白人不应侵占土著人的土地。事实上，按照1646年与波瓦坦部落联盟签订的条约规定，殖民者不得擅自闯入约克河以北的所有土地。但是随着培根叛乱的发生，印第安人聚居地和白人殖民地之间的分界线如同友好和敌对的土著人一样难以分辨。虽然伯克利非常明白两者之间存在区分，但镇压培根叛乱时，他被迫公开采取更加极端的立场。当他建议军队“不该宽恕任何印第安人，因为他们现在都是我们的敌人”时，可能只是为了申明自己保护英国殖民地的意愿。然而不幸的是[24]，这种对土著民族不加区分的立场反而对他的政敌有利，引起了很多英国殖民者的共鸣。如果所有印第安人都是敌人的话，那么所有条约都应作废、所有土地都能入侵，白人社会的扩张便没有界限可言。

扩张不仅会强化白人与土著社会之间的区隔，同时也会为美洲白人相较于其他种族的独特身份设定标准。培根叛乱向弗吉尼亚的领导者证明了切萨皮克地区的白人社会内部也有可能产生暴乱。同样，这场叛乱也告诉弗吉尼亚的领导者，拥有一个外部的文化“他者”可以将白人社会凝聚在一起。理论上讲，宗教是一条连接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纽带，在切萨皮克殖民地，种族起到了相似的作用。

事情永远不会这么简单。虽然不同的英国殖民者在新世界的探险在地理上彼此区隔，时间和动因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在经历了17世纪的暴力冲突之后，在对待土著民族的问题上，却渐渐走向了非常相似的立场。在切萨皮克，烟草是争夺土地的动因；在新英格兰，白人社会的自然扩张本身便是动力。不过，因为烟草业的缘故，白人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这种需求无法仅由移民和契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