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山巅之城一个救世主国家的起源（第7/10页）

信仰并非不战而弃。特别是在实行半路妥协的政策之后，清教牧师们愈加关注教众的道德和精神弱点，并使用所谓的“声讨挽歌”斥责了教堂会众。但这一做法实际上几乎从殖民地最开始便出现了。早在1642年，总督布雷德福就已经指出了普利茅斯殖民地的道德衰退，“醉酒”、“未婚男女之间的荒淫行为”，以及一系列难以开口的可怕事物逐渐兴起。布雷德福认为，所有一切“使我们悲叹不已，想到这些腐败的本性我们就会感到恐惧和焦虑”。究其原因，按照布雷德福的说法，一方面源于魔鬼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在于清教徒偏爱通过“适当的探究、调查”来揭露这种过失，并“给予适当的处罚”[21]。然而，比道德衰退严重百倍的，是一些全然拒绝清教徒使命的行为，这些行为在今天被称为大英帝国背景下的“土著化”。这并不仅仅是新英格兰面临的问题。背叛白人社会并接受阿尔贡金人——或被阿尔贡金人所接受——都是犯罪行为。在康涅狄格殖民地，犯有此罪的人将会遭受强迫劳役的惩罚；在弗吉尼亚，则会被执行死刑。在切萨皮克殖民地和新英格兰殖民地，殖民者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热情同化“印第安”部落，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过程居然会反过来进行。

印第安人、契约与身份：创建一个白人社会

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一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曾经指出：“我们阅读新英格兰作家的作品，接受新英格兰老师的教育，在这种影响下，我们默许自己沉溺于这样一种观念：美国只是由英属岛屿改造而成的，本质上不过是第二个英格兰而已。”他强调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1883年惠特曼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正是西班牙建立圣菲殖民地的纪念日。他认为“从历史履历上看，英国人残忍、暴政和迷信的程度……并不次于西班牙”，而这些话绝不仅仅是在恭维西班牙读者。他知道西班牙殖民地的“黑色传奇”在19世纪末期仍有影响，同时也意识到了美国土著人口注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萎缩”，最后，仅剩下“一点回忆和一些空白”。惠特曼将这一切全部归咎到清教徒的身上，或许有失公允，不过，如果想要追溯在这片多种族的土地上，种族排斥的神话最初是如何发生的，新英格兰的确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起点。

在新英格兰，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的冲动不断消退，与此同时，半路圣约的实际效果逐渐显现。殖民地政府担心，一些殖民地居民会选择与清教甚至英国传统相悖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圣经之国中逐渐出现了一系列种族限制性政策。在实行半路圣约之后，教会成员的身份不再通过信仰，而是家族谱系来确定。教堂的大门因此不仅对其他移民关闭了——不管他们来自欧洲还是非洲，同时也拒绝了那些清教本来试图感召的土著人。某些一直以来都含蓄不清的说法自此便清晰起来：圣经之国设立了民族和种族的门槛，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白人国家。就像切萨皮克的殖民者一样，新英格兰的清教徒艰难地尝试让阿尔贡金文化与英国文化和平共处。但是，在17世纪中后期，不管弗吉尼亚殖民地还是马萨诸塞殖民地，土著与殖民者的公开战争都上升到了更具摧毁性的程度。1675年，土著人在弗吉尼亚波托马克河附近和新英格兰南部相继发起暴动。不久之后，弗吉尼亚殖民地还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白人社会内部冲突——培根叛乱。

殖民者将发生在新英格兰的暴动命名为菲利普王战争（King Philip's War，亦称梅塔科米叛乱，Metacom's Rebellion）。这场战争不仅因为清教变本加厉地侵占土著人的土地，也因为万帕诺亚部落联盟内部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动。梅塔科米（Metacom）在父兄相继去世后，成为部落酋长。他比其父更敌视英国人，同时也做好了拉拢其他部落（例如纳拉干族这样曾在佩科特战争中成为英国同盟的部落）的充分准备，并希望联手向清教殖民地发起进攻。一位名为约翰·萨萨蒙（John Sassamon）的土著提醒了英国人警惕这一危险。萨萨蒙是皈依了基督教的土著，由于父母早逝，他在一个英国家庭中被抚养长大，后来在佩科特战争中加入英国军队作战，还曾在哈佛学院（建于1636年）学习。若是在其他时候，凭借他的特殊身份，他本可以帮助在土著世界与英国世界之间架起桥梁。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萨萨蒙的印第安人和基督徒的双重身份将他置于两者之间的无人地带。1675年，新英格兰和土著部落的战争打响，他必须做出选择，究竟要站在哪一边。在梅塔科米也许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时，约翰·萨萨蒙突然被人杀害。殖民者怀疑梅塔科米的三位下属是这场谋杀的真凶，并将他们处死，这也成为这场战争的导火索。菲利普王战争并不是一场小规模的冲突，而是在美洲大陆上发生的最具破坏性的一场战争。

菲利普王战争在1675年夏天爆发，战火蔓延了整个新英格兰殖民地，并持续到了第二年。印第安人对于英国殖民地边境发起进攻，很快就遭到了英国军队的报复性袭击，其中有些袭击甚至是针对英国殖民者曾经的同盟纳拉干族展开的，尽管这个部落在1675年末至1676年初之间一直试图保持中立。在这场战争中，玛丽·罗兰森夫人曾被土著俘虏。1682年，她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玛丽·罗兰森夫人被囚禁和释放的真实记录》（A True History of the Captivity and Restoration of Mrs. Mary Rowlandson），这本书非常畅销，同时也在美洲开创了“囚禁叙事”（captivity narrative）这种文学风格[22]。罗兰森借助《圣经》解读自己这段痛苦的经历，并引用赞美诗和先知的语录表达这段经历给她带来的恐惧以及自己在精神上的应对。她的回忆录当然满足了英国殖民者对于土著文化的好奇，也增加了殖民者对于土著文化污染的恐惧，但从根本上说来却是让殖民者感到安心的，因为罗兰森看起来已经从被俘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虽然她曾为那些“没有信仰的”、“野蛮的”异教徒所俘虏，但这个经历非但没有冲淡，反而强化了她本身的英国人特性和基督教信仰。这场战争本身也有着相似的特点。在1676年夏末，殖民者最终击败了梅塔科米的军队。这场胜利大大提升了殖民者在文化和军事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这场胜利标志着上帝对于殖民冒险的支持。如同佩科特战争一样，胜利之后，殖民者把幸存的土著人驱逐出了这片土地，把他们卖到加勒比为奴，其中就包括梅塔科米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