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构图（第2/3页）

不管出自何人之手，西斯廷顶棚画的设计图都得经过异端裁判官挑剔的审查，也就是获得圣宫官（教皇御前神学家）的同意。一五○八年，多明我会修士拉法内利出任此职。圣宫官一职向来由多明我会修士担任。由于对教皇忠心耿耿，多明我会修士（Dominican）通常又被人以谐音双关语谑称为domini cane，意为主子的走狗。数百年来，教皇都用他们执行收税、担任宗教裁判官等不讨好的工作。一四八三年西班牙重设宗教裁判所后，将两千多名异教徒用火刑处死的托尔克马达，就是该会恶名昭彰的成员之一。

拉法内利的职责在于为西斯廷礼拜堂挑选传道士，必要时审核他们的讲道内容，以及扑灭任何异端邪说。凡是有幸被拉法内利选上在西斯廷礼拜堂讲道者，即便是维泰博的埃吉迪多，都必须事先交出讲稿以供审查。讲道者言词偏离正道时，拉法内利还有权打断讲道，将他赶下讲坛。随时注意有谁违背神学正道的德格拉西，有时也协助拉法内利执行这些职务。

想必有某个人，像拉法内利那样关切西斯廷礼拜堂内正统维护的人那样，主动关注米开朗琪罗的设计。即使拉法内利未提供具有创意性的见解，米开朗琪罗想必至少在数个阶段和他讨论过自己的设计，而且有可能曾将素描和草图拿给他过目。但耐人寻味的是，从现有史料来看，向来不会掩饰不满之情的米开朗琪罗，从未不满于圣宫官，或者其他任何可能干涉他设计的神学家。这件事实以及顶棚画上某些有助于我们了解此方面内情的细部，或许正说明了尤利乌斯的确放手让米开朗琪罗做主。

至于内容复杂而丰富的构图，米开朗琪罗想必比当时大部分艺术家更能胜任。他学过六年左右的语法，虽不是拉丁语法，但老师是来自乌尔比诺的专家；在当时，乌尔比诺是罗马、佛罗伦萨富贵人家子弟就读的著名文化中心。更重要的是，他在十四岁左右进入圣马可学苑后，不仅研习雕塑，还在多位杰出学者的指导下研读神学和数学。这些大学者中有两位是当时最顶尖的哲学家，一位是已将柏拉图著作、赫耳墨斯秘义书（Hermetic texts）译为拉丁文的柏拉图学院院长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另一位是曾受教于卡巴拉，著有《论人的尊严》（Oration on the Diqnity of Man）的米兰多拉伯爵乔凡尼·皮科（Giovanni Pico）。

但米开朗琪罗与文人学士的交往则不清楚。孔迪维对这方面的记述很模糊，仅提到米开朗琪罗的大理石浮雕《人马兽之战》（Battleo of the Centaurs），是在圣马可学苑另一位老师安杰洛·安布洛吉尼（Angelo Ambrogini）的建议下雕成。这座浮雕是米开朗琪罗现存最早的雕塑作品之一，刻画一群裸身、扭曲的人物纠缠混战的情景。安杰洛以笔名波利提安（Politian）而为人所知，十六岁时就将《伊利亚特》前四篇译成拉丁文，即使在大师云集的圣马可学苑，他的学术地位仍极为突出。孔迪维断言波利提安很器重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虽然并非职责所需，但他鞭策他学习，一再帮他解说，帮他上课”。[11]然而，这位著名学者和这位少年雕塑家究竟来往到何种程度，仍不明朗。[12]不过，几无疑问的是，米开朗琪罗得到了充分的教育，从而对日后为西斯廷顶棚画构思出新颖构图大有益助。

随着新设计图于一五○八年夏完成，米开朗琪罗对这件案子的兴致想必也增加了不少。他舍弃了由方形、圆形交织而成的抽象构图，改为采用更大胆的布局，以能如创作《卡西那之役》时那样尽情发挥自己在人体绘画上的才华。然而，等着他作画的12000平方英尺壁面，比他在佛罗伦萨处理过的平墙更复杂棘手。为西斯廷礼拜堂设计的湿壁画，除了要覆盖整个长长的拱顶，所谓的三角穹隅——位于礼拜堂角落、拱顶与墙面接合处的四个帆状大区域——也不能漏掉。此外，还包括凸出于窗户之上的八个面积较小的三角形区域，即所谓的拱肩。除了拱顶，米开朗琪罗还得画四面墙最顶上的壁面，即位于窗户上方、人称弦月壁的弧形壁面。这些壁面有的弯，有的平，有的大，有的小，很不协调。如何将湿壁画铺排在这些难以作业的次区块上，是米开朗琪罗的一大挑战。

蓬泰利所建的拱顶是以几乎无装饰美感可言的凝灰岩块为石材。米开朗琪罗让皮耶罗·罗塞利敲掉三角穹隅和弦月壁上的部分砖石结构，即装饰线条和叶形装饰柱头之类的装饰性小结构体。然后他开始替湿壁画营造虚构的建筑背景，借此打造他自己的区隔画面。这个建筑背景由一连串的檐板、壁柱、拱肋、托臂、女像柱、宝座、壁龛构成，让人想起他为尤利乌斯教皇陵所做的类似设计。这个虚构背景通常被称为quadratura，除了赋予地面观者雕塑性装饰丰富的观感，还将不搭调的三角穹隅、拱肩、弦月壁与拱顶的其他地方融为一体，让他可以在一连串区隔分明的画域上画上不同场景。

整个长长的拱顶将由虚拟的大理石肋拱隔成九个矩形画块，并以一个画就的虚拟檐板将这九个画域和顶棚其他地方隔开。在这檐板下方，米开朗琪罗设计了一连串人物端坐在壁龛中的宝座里。这些宝座是最初构图的残遗，因为他原就打算在这里画上十二使徒。诸宝座下方、窗户上方的空间就是拱肩和弦月壁，这里为他提供了环绕拱顶基部的一连串画域。

架构确定之后，米开朗琪罗还得敲定新的主题。这时《新约》的十二使徒主题似乎已迅遭扬弃，而被取自《旧约》的场景和人物取代。宝座上坐的不是众使徒，而是十二先知，或者更清楚地说，是《旧约》的七先知和来自异教神话的五名巫女。这些人物上方，沿着拱顶中央纵向分布的九个矩形画块，则要画上《创世纪》中的九个事件。拱肩、弦月壁要画上基督列祖（相当罕见的题材），三角穹隅则要绘上取自《旧约》的另四个场景，其中之一为大卫杀死巨人歌利亚。

从《创世纪》取材作画，是很叫人玩味的选择。这类图画当时普见于雕塑性浮雕，而米开朗琪罗也很熟悉这方面的一些作品，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锡耶纳雕塑家雅各布·德拉·奎尔查（Jacopodella Quercia）在波隆纳圣佩特罗尼奥教堂宏伟中门上制作的浮雕。大门（Porta Magna）上的浮雕以伊斯特拉产的石材雕成，一四二五年动工，一四三八年完成，同年奎尔查去世。浮雕上刻画了许多取自《创世纪》的场景，包括《诺亚醉酒》《诺亚献祭》《创造亚当》《创造夏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