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变化中的社会（第5/5页）

就像这个时期的许多革命一样，巴黎公社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取得了什么成就，而在于它预示的信息；作为一个象征它确实十分可怕，但作为事实则不然。巴黎公社在法国以及（通过马克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神话，一个直到今天还响彻云霄的神话。[10] 巴黎公社是异乎寻常的、重要的、激烈的、悲壮的，但也是十分短暂的，大多数严肃的观察家都认为它注定会失败。巴黎公社是由城市工人造反所成立的政府，公社的主要成就是它确实是个政府，尽管它只存在不足两个月。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开始数日子，直到他高兴地宣布：苏维埃政府已比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还长了。然而奉劝历史学家在回忆往昔之际不要低估巴黎公社。虽说巴黎公社并没有严重威胁到资产阶级秩序，但光是它的存在就足以把资产阶级吓得魂不附体。恐慌和歇斯底里包围了巴黎公社的诞生与死亡，尤其是国际舆论界。国际舆论界指责公社建立共产主义，没收富人财产，分占富人妻子，进行恐怖大屠杀，制造混乱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一切缠住高贵阶层不放的噩梦。毋庸多言，这一切都是国际工人协会故意策划的。各国政府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来对付危及秩序和文明的国际威胁。于是，警察进行国际性合作，剥夺逃亡的公社社员作为政治难民所应接受的保护地位（当时人对这项举措的反感更甚今日，认为十分无耻）。除此之外，奥地利首相建议——俾斯麦全力支持，须知此公不是容易惊慌失措的——组织一个资本主义反国际工人协会。德国、奥地利、俄国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于1873年组织了“三皇同盟”（Three Emperors’League），这就是被人们视为“为了对付已经威胁皇帝和政府的欧洲激进派”的新神圣同盟，[11] 但是等到这个同盟签约之际，国际工人协会已迅速削弱，因而同盟的任务已不具紧迫性。不过紧张毕竟是事实，其意义在于它说明了各国政府如今所惧怕的不是一般社会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本质上是无产阶级运动，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各国政府和此时“值得尊敬的”舆论看法是一致的。

事实上，公社是一场工人暴动，如果工人是指介于“人”和“无产者”之间的男女，而不是工厂工人，那么这个词也适用于这个时期其他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2] 被捕的3.6万公社社员，实际上都是巴黎各阶层的劳动人民：8%是白领工人，7%是仆人，10%是小商店店主之类，其余绝大多数是工人——来自建筑业、冶金业、一般劳动行业，紧接他们之后的是更加传统的、懂技术的手工业（家具、奢侈商品、印刷、制衣）工人，许多革命骨干也出自这部分人（在国民军中，被捕的印刷工人有32%是军官和士官，木材工人占19%，建筑工人只占7%），还有一向激进的鞋匠。然而巴黎公社是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呢？差不多肯定是的，虽然公社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仍是1848年前的梦想，即自我管理的生产者合作社或社团单位，不过公社此时也开始有系统地强力干预政府。公社的实际成就非常有限，不过这不是公社的错。

因为公社是个被包围的政权，它对打仗没经验；由于巴黎被围困，起义是拒绝投降之举。当1870年普鲁士人向法国挺进之时，拿破仑三世帝国的脖子便被折断了。推翻拿破仑三世的温和共和派，起初仍半心半意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然后当他们认识到要抵抗普军只剩下一个办法，亦即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建立一个新的雅各宾社会共和国，于是他们便放弃对德作战。政府和资产阶级放弃了被围困的巴黎，巴黎实权自然落入各个区（arrondissements）的区长和国民军手中，实际上也就是落入人民和工人阶级之手。法国政府与德国订立城下之盟后，便立刻宣布解散国民军，此举触发了革命，巴黎独立的城市组织（公社）遂告成立，公社几乎立即被凡尔赛的全国政府包围——巴黎四周的普鲁士胜利之师则作壁上观。公社在其存在的两个月期间，几乎一刻也没间断对占绝对优势的凡尔赛军队作战。公社3月18日宣布成立，不到两个星期公社便失去主动。5月21日敌人进入巴黎，最后一个星期只是向世人表示巴黎劳动人民活得艰难，死得壮烈。凡尔赛军队的阵亡和失踪人数大约是1100人，公社或许还杀了100个人质。

但，有谁知道多少公社社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吗？公社被镇压后，无数社员遭屠杀。凡尔赛方面承认它们杀了1.7万人，但这个数字连实际被害的半数都不到。4.3万人被俘，1万人被判刑，其中一半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其余一半被监禁，这就是那些“受人尊敬之人”所进行的报复。从此，巴黎工人和他们“上司”之间就被一条血河隔开。从此，社会革命家知道，如果他们无法保住政权，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1] [1]Erskine May, op. cit., I, pp.lxv-vi.

[2] Journaux des Frères Goncourt (Paris 1956), II, p.753.

[3] Werke, XXXIV, pp.510-11.

[4] Werke, XXXII, p.669.

[5] Werke, XIX, p.296.

[6] Werke, XXXIV, p.512.

[7] M. Pushkin, ‘The professions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istorical Journal, XII, I (1969), pp.72 ff.

[8] Hugh Seton Watson, Imperial Russia 1861-1917 (Oxford 1967), pp.422-3.

[9] A. Ardao, ‘Positivism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IV, 4 (1963), p.519, notes that Comte’s actual Constitution was imposed on the state of Rio Grande do Sui (Brazil).

[10] G. Haupt, ‘La Commune comme symbole et comme exemple’, Mouvement Social, 79 (April-June 1972), pp.205-26.

[11] Samuel Bernstein,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1955), chapter XX,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 New Holy Alliance’, especially pp.194-5 and 197.

[12] J. Rougerie, Paris Libre 1871 (Paris 1971), pp.2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