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主力量（第6/7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运动在不同程度上都与马克思有关。它们都认为（尤其是在拉萨尔死后），马克思在理论上鼓舞了它们，是它们的领袖。两者都把自己从激进的自由民主中解放出来，从而发挥了独立工人阶级运动的作用。而且，（在俾斯麦于1866年赐予德国北部和1871年赐予整个德国的两次普选中）两者都立即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这两个运动的领导人都当选为议员。在恩格斯的出生地巴门（Barmen），早在1867年，社会主义者的得票率就达到34%，及至1871年，更高达51%。
尽管国际工人协会对工人阶级政党并不具直接的激励作用（甚至德国的两个政党均不是它的正式成员），但是，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之所以能以大规模的工业和工会运动形式出现，却与国际工人协会密切相关。国际工人协会至少从1866年起，就开始有系统地进行这种促进工作。国际工人协会实际究竟何时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现在还不大清楚。（国际工人协会恰好碰上第一次国际工人抗争高潮，其中有一些，如1866—1867年的皮埃蒙特毛纺工人罢工等，肯定与国际工人协会无关。）然而，自1868年之后，这类抗争就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而与国际工人协会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运动的领导人越来越引起国际工人协会的注意，甚至已经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士。工人骚动和罢工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远至西班牙，甚至波及俄国：1870年圣彼得堡发生了罢工运动。它在1868年袭击了德国和法国，于1869年控制了比利时（其势力在此维持了若干年），此后不久又侵入了奥匈帝国，最后于1871年到达了意大利（1872—1874年间在意大利达到高潮），并于同年进入西班牙。与此同时，1871—1873年间，英国的罢工也达到顶峰。
新的工会不断涌现，它们赋予国际工人协会群众基础：光是奥地利的数字便足以表明，在维也纳，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者据报道在1869—1872年间，就从1万人发展到3.5万人；在捷克，从5000人增至约1.7万人；在施蒂里亚（Styria）和卡林西亚，则从2000人增至仅施蒂里亚一地就大约有1万人。[6] 用日后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数字还不算多，但它却代表着比数字表面大得多的动员力量。据悉，德国工会只在群众大会上做出罢工决定，而且代表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做此决定。这当然使各国政府惊恐万分，特别是在1871年，当国际工人协会群众运动的洪峰与巴黎公社革命正好碰上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见第九章）。
早在19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政府，至少是部分资产阶级，就注意到工人阶级正在兴起的问题。自由主义太拘泥于经济自由放任的正统观念，因此不曾认真考虑社会改革政策。但是，一些敏锐意识到有失去无产阶级支持危险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甚至准备牺牲这项正统观念，在“曼彻斯特主义”从未赢得彻底胜利的国家里，官员和知识分子越来越认真考虑社会改革政策的必要性。因此，在德国，在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影响下，一个称呼很不恰当的“社会主义教授”（Kathedersozialisten）组织，于1872年组成了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政策学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该会提倡用社会改革来代替或者对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一词与更具煽动性的“共产主义”不一样，所有提出国营经济和社会改革之人都可以含混不清地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普遍兴起的时期，该词仍被广泛使用。）
然而，即使把公众对自由市场机制的干预视为某种毁灭性妙方的那些人，现在也都确信，工人组织和活动只要能够驾驭，也必须予以承认。据我们所知，一些更具蛊惑性的政治家，甚至拿破仑三世和迪斯累里等人，都敏锐地意识到工人阶级的选举潜力。在19世纪60年代，整个欧洲都曾修订法律允许某些有限制的工人组织存在以及有限度地举行罢工；更确切地说，就是在自由市场的理论架构中，为工人的自由集体交易留下一席之地。然而，工会的法律地位仍然很不确定。只有在英国，工人阶级及其运动才拥有巨大的政治分量，主要是因为工人占人口多数。在几年的过渡（1867—1875）之后，英国终于建立了一套获得立法通过的完整体制。这对工会主义非常有利，所以工会主义者此后便不断进行尝试，企图削弱工人阶级业已获得的自由。
这些改革的目的，明显在于防止工人阶级以一种独立的，进而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一点在业已建立非政治性或自由激进工人运动的国度里，取得了成功。在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已经强大的地方，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一直要到很后期才出现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而且即使在它们成立之后，实质上仍然是非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就我们所知，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工会运动是在国际工人协会时期涌现的，大多由社会主义者领导。从政治上看，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例如，丹麦在1871年成立了以组织罢工和生产合作社为目标的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国际组织在1873年遭丹麦政府解散之后，其各派别遂组成了若干独立工会，后来，其中的大部分又重组为“社会民主联盟”。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最具意义的成就。它既使工人阶级有了独立性，又使工人阶级具备了社会主义性质。
另一方面，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使工人成为造反者。尽管各国政府已经感受到国际工人协会煽起的恐怖，但是国际工人协会并未打算马上发动革命。马克思本人虽然革命性不减当年，但此时也没有把马上革命视为重要的前景。实际上，他对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尝试——巴黎公社——的态度显然是小心谨慎的。他认为，巴黎公社毫无成功的可能性。它可能赢得的最佳效果就是制造一次与凡尔赛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在巴黎公社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后，他以最动人的语句为它写了一篇讣闻，但他撰写这本具有重要意义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 ）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未来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他是成功的。但是，当巴黎公社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以及马克思，却保持沉默。在19世纪60年代，他为长远的目标而工作，但对那些短期目标仍持温和态度。只要能建立（至少在主要工业国家）独立的政治性工人运动，（在法律许可的地区）为赢得政权而组织群众，摆脱自由激进主义（含纯粹“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解除左翼思想（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等）的束缚，他就感到满足了。他未曾期盼这些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马克思若真有此想法，他就无异于乌托邦主义者了，因为除了在德国和为数不多的旧时移民当中，马克思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追随者。他既不期望资本主义立即崩溃，也不期望资本主义面临马上被推翻的危险。他只希望迈出组织群众大军的第一步，若能赢得这第一步，他就能和地位牢固的敌人展开长期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