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主力量（第5/7页）

然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依然存在，而且只会渐渐壮大，但他们的经济斗争和自卫行动比以往更有节制了。除了英国部分的明显例外之外，工会和罢工几乎在欧洲所有地方都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但是，那些互助会（Mutual Aid Societies）和合作组织——在欧洲大陆一般为生产组织，在英国一般为商店——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谈不上特别兴盛：在意大利这类互助会势力最强的皮埃蒙特地区，1862年互助会的平均人数也不足50人。[5] 只有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奇怪得很）美国，工人的工会组织才具有重要意义。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工人工会，主要是由具有阶级意识的英国移民组织而成的。

在英国，除了机器制造工业的熟练工匠和较古老行业的手艺人之外，棉纺工人也保持了强大的地方工会，这些工会在全国建立起有效的联系，而且有一两次，即1852年的工程师联合工会、1860年木匠和细木工人联合工会，它们曾在财政上（如果不能说在战略上的话）协调了全国社团。它们虽然只是少数，却不是可以忽略的少数，而且在熟练工人中它们有时还占多数。此外，它们还为工会制度的迅速扩大打下了基础。美国的工会组织比起其他地方算是比较强的，尽管后来证明，它们未能抵挡住19世纪末那场真正飞快发展的工业化冲击。然而，与组织有序、有劳动者天堂之称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工会相比，美国工会只能算是小巫。澳大利亚的建筑工人实际上早在1856年就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很快其他行业也都实行此制度。在这个人口稀少而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中，工人讨价还价的地位高于其他任何国家。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将数以千计的人们引至他方，留下来没跟着去冒险的工人，其工资却因之提高了。

敏感的观察家并不认为这类不甚重要的工人运动会维持很久。其实，大约从1860年起，形势已经很明显，无产阶级正与19世纪40年代的风云人物一道重返历史舞台，不过情绪不是那么狂暴。它以未曾预料到的快速度出现了，接着又很快形成了与其后来运动相一致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这种成长过程是政治行为和工业行为的奇怪结合，是各种激进主义从民主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的奇怪结合，是阶级斗争、阶级联盟和政府或资本家让步的奇怪结合。但是，首先它是国际性的，这不仅因为它像自由主义的复活那样，在各个国家同时产生，而且也因为它与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密不可分，或者说与激进左派（1848年前那个时期的遗产）的国际团结密不可分。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组建为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即马克思的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1864—1872），并受其领导。《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无祖国”的提法是否确切，可能尚有争论：法英两国有组织的激进工人必定都是爱国者，法国革命传统向来就是众所周知的民族主义（见第五章）。但是，在生产要素自由移动的经济领域中，即使连不注重意识形态的英国工会，也已意识到制止雇主引进劳工的必要性，因为这些劳工会破坏罢工的效果。对于所有的激进者来说，无论什么地方的左派成败，都似乎与他们自己的成败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在英国，国际工人协会是再度复活的选举改革活动和一系列国际团结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64年与加里波第的意大利左派相结合，美国内战期间与林肯及北方相结合，1863年与不幸的波兰人相结合，等等。所有这类运动都曾以最少的政治色彩和最多的“工会主义”加强了工人运动。不同国家之间的工人所进行的有组织接触，必然会对各自的运动产生反响。譬如，拿破仑三世在他允许法国工人派遣一个大型代表团赴伦敦参加1862年举行的一次国际展览后，就发现了这一点。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于伦敦，并很快落入能干的马克思之手。它是英法工会领导人和旧时欧洲大陆革命总参谋人员的奇怪结合。英国工会领导人有其传统的岛国孤立性和自由激进倾向，法国工会领导人的意识形态相当混杂，但更“左”倾些；而欧洲大陆革命者们则各有各的观点，且越来越无法协调。他们在思想领域的斗争最终毁了第一国际。由于有许多历史学家一直在研究他们，所以我们无须在此多费笔墨。广义而言，第一次重大斗争是发生在“纯粹的”（实为自由或自由激进的）工会主义者和那些更具野心的社会改革者之间，结果社会主义者赢得胜利，尽管马克思小心翼翼地不让英国人（他的主要支持者）参与这场斗争。随后马克思和其支持者又迎接（并击败）了蒲鲁东“互助论”（mutualism）的法国支持者和阶级意识强烈、反对知识分子的好斗手工匠的挑战；接着又遭到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联盟的挑战，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联盟更为可怕，其秘密组织和派别的纪律相当严格，活动方式也绝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见第九章）。由于再也无法维持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控制，马克思遂于1872年不动声色地取消了国际工人协会，将总部迁往纽约。至此，工人阶级大动员的脊梁被折断了，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既是其中的一部分，又在一定程度上扮演协调角色。但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还是取得了胜利。

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点是难以预料的。1863年以后，只有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在德国得到发展。［如果我们把1872年流产的美国国家劳工改革党（National Labour Reform Party）除外，实际上只有一个不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支配的全国性政治工人运动。美国国家劳工改革党是全国劳工联盟（National Labour Union，1866—1872）的政治延伸，这个野心勃勃的劳工联盟乃是隶属于国际劳工组织。］这指的是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5）的成就。拉萨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鼓动家，由于贪恋高度放荡的私生活而自食恶果（他在一次争夺女人的决斗中受伤而死）。如果说他曾跟随过什么人，那么，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但跟随的时间不是很长。拉萨尔的全德意志劳工协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1863年）是彻头彻尾的激进民主派，而非社会主义派。其当时的口号是普选权，但是，它的阶级意识和反资产阶级情绪都十分强烈，而且，尽管起初它的会员人数不算太多，但从组织上看，却很像一个现代的群众党派。马克思不欢迎全德意志劳工协会，而支持一个与它敌对的组织。这个组织是由他的两个更加忠心耿耿（至少是更加可以接受）的弟子所领导。这两个人一个是记者李卜克内西，另一个是才华出众的年轻车木工倍倍尔。这个组织的基地位于德国中部，虽然它更具社会主义性质，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竟与（反普鲁士的）1848年旧革命者的民主左派结盟，遵循一条并非毫不妥协的政策。拉萨尔派几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鲁士运动，它所思考的重心是如何运用普鲁士的方法解决德意志问题。因为这是1866年后明显奏效的一种解决方式，所以在德意志统一的10年间强烈感觉到的那些分歧就不再引人注意了。马克思主义者于1869年和一些从拉萨尔派分裂出来、坚持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纯粹性人士，组成了社会民主党，最后在1875年与拉萨尔派合并——后来证明是接管了拉萨尔派——组成了势力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