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统一的世界（第6/8页）

在另一方面，淘金热的刺激却只是促使以往的移民向美洲西海岸迁徙，其中主要有英国人、爱尔兰人、德意志人和墨西哥人。

他们绝大多数是漂洋而来，只有少数北美人例外（主要是指得克萨斯、阿肯色、密苏里以及威斯康星和艾奥瓦，这些州有大批移民前往加利福尼亚），这些人必须跨越大陆，穿过布满艰难险阻的路途，花上3到4个月的时间从一个洋岸到另一洋岸。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最现成的路线，是向东超过1.6万英里—1.7万英里的大洋，大洋的一端连接欧洲大陆，另一端连接美国东海岸，可经由好望角到达旧金山。在19世纪50年代，从伦敦、利物浦、汉堡、不来梅、勒阿弗尔和波尔多前往加州，已有直接的海上通航。但要缩短原本4至5个月的航程并使之更加安全，是项非常艰难的尝试。由波士顿和纽约造船业为广东—伦敦茶叶贸易建造的快船，当时已对外载货航行，但在淘金潮之前只有两艘绕过好望角；在淘金潮开始之后，光是1851年下半年，就有24艘（3.4万吨）抵达旧金山，减掉从波士顿到西海岸不下于100天的航程，其中有一次仅用了80天。理所当然，人们正在寻求开辟一条更短的可能航线。巴拿马地峡再次回到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盛况，成为主要的转载点，至少一直到地峡运河开通为止。由于1850年英美《布尔沃—克莱顿条约》（Bulwer-Clayton Treaty ）的出现，使开凿巴拿马运河即将成为事实；而且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雷赛布，实际上已经开始着手施工——不顾美国反对——他刚在19世纪70年代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中获得成功。美国政府促成了一项通过巴拿马地峡的邮政服务业，使得建立从纽约至加勒比海沿岸、从巴拿马至旧金山和俄勒冈每月一次的汽轮服务业务成为可能。这项计划开始于1848年，原本是出于政治和帝国主义的目的，随着淘金潮的到来，其经济需求变得更为必要。巴拿马变得如其所展示的那样，成为美国人掌控的繁荣城市。在那里，那些未来将以不择手段致富的美国资本家，例如范德比尔特和加利福尼亚银行的创建人拉尔斯顿（W.Ralston，1828—1889），已经崭露头角。由于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巴拿马运河不久就成为国际船运枢纽：利用运河航线，从英国南安普敦（Southampton）到悉尼（Sydney）只需58天；而19世纪50年代初在另一个大金矿中心澳大利亚开采的黄金，更不用说墨西哥和秘鲁旧有的贵金属，也都可经由此地以较短的航程运到欧洲和美国东部。伴随着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每年大约有6000万美元通过巴拿马运河。无怪乎早在1855年1月，穿越巴拿马运河的铁路便已通车。这条铁路原本是由一家法国公司设计，但特别的是，却是由一家美国公司铺设完成的。

以上就是发生在世界最遥远角落里的某一事件，及其所产生的几乎是立即可见的后果。难怪观察家会认为经济世界不仅是一个彼此关联的集合体，而且在这个集合体中，每一部分都会感受到其他任何部分所发生的一切。通过这个集合体，在供求、得失的刺激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金钱、货物和人员都可以自由而且日渐快速地移动。如果连那些最懒惰的人（由于其“经济性”极差）也在这种刺激下与别人一起响应——在澳大利亚发现黄金之后，英国移民该地的人数在一年中从2万上升到几乎9万——那么，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能够阻挡人们前去。从表面上看，地球上仍有许多地方或多或少远离这项运动，甚至在欧洲的一些地方也是如此，但他们迟早会被卷入这场运动中，对此我们能表示怀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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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我们比19世纪中期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地球所有部分正在联合成单一的世界。然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过程和本书所论时期的人们所经历的有着根本的不同。20世纪下半叶最显著的统一是国际的一体化，而非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标准化。在这方面，我们的世界可说比福格的世界更统一、更标准，而且程度超出甚远，但这只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拥有更多的机器、生产装置和业务的关系。作为国际“模型”，1870年的铁路、电报、船舶不会比1970年的汽车和飞机更难辨识，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当时不太可能出现的是文化的国际化以及语言的一体化，而在今日，顶多只需一会儿工夫，就可以把同样的电影、流行音乐、电视节目和生活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这种一体化并没有影响到数量上不多的中产阶级和一些富有者，因为它的出现并未打破语言藩篱。先进国家的“模式”被较落后国家抄袭，出现了一些主要的翻版形式——英国的模式被其整个帝国、美国以及欧洲大陆少数地区所采用；法国的模式被拉丁美洲、地中海东岸和东欧一部分地区所采用；德国—奥地利模式被整个中欧和东欧、斯堪的纳维亚所采用，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这种模式。某种共同的外观风格，例如过度复杂、过度装饰的中产阶级住宅，巴洛克建筑的剧场、戏院，这些都是很容易辨识的，尽管从实际意义上看，只有在欧洲人和欧洲殖民后代生活的地方，才会确立这样的风格（见第十三章）。然而，除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外，这种生活方式仍然只限于相当小的圈子。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工资，使一般经济阶层也可进入市场，享受那种生活方式。

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预言家们，无疑渴望一个统一的、或多或少标准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所有的政府全都承认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的真理。这些真理已经被那些无私的传教士带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传道力量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最盛时期还来得强大。他们预想的世界是以资产阶级的模式为原型，他们预想的甚至也可能是一个民族国家最终消亡的世界。国际交通的发展，已经使新形态的国际合作和标准化机构变成必备的一环——1865年的“国际电报联盟”（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1875年的“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1878年的“国际气象组织”（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这些机构到今天仍然存在。当时已经提出了使用国际标准“语言”的问题——1871年的“国际通信密码”（International Signals Code）提供了一小部分解决之道。短短几年间，设计人造世界语言的尝试变得盛行起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个名字很怪的语言，叫“沃拉卜克语”（Volapük），是由一名德国人在1880年发明的。［这些发明没有一个成功，甚至最杰出的竞争者“世界语”（Esperanto）也不成功，这种语言也是19世纪80年代的另一产物。］工人运动已经着手建立一个全球组织，这个组织将以日益统一的世界观点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此即“第一国际”（见第六章）。［“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Red Cross，1860年）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它是否属于这个范畴更值得怀疑，因为它是建立在缺乏国际主义的最极端形式之上，即国家之间的战争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