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统一的世界（第5/8页）

然而，这种通信速度的异常加快，却产生了一个看起来很不合理的结果。能够获得这一新技术的地区和其他无法获得这一技术的地区之间的差别因此变大，遂使那些依靠马、牛、骡、人力或小木船的速度来传递信息的地方，变得相对落后起来。纽约可以在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之内把电报发送到东京，但与此同时，《纽约先驱报》却无法及时完整地报道某则消息，因为它必须等八九个月（1871—1872）的时间才能收到利文斯通从中非发给该报的信函，这一对比非常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在纽约发表那封信的当天，伦敦《泰晤士报》也刊印了该信。“原始西部”的“原始”，“黑暗大陆”的“黑暗”，这些说法的部分原因就是建立在这种对比之上的。

所以，公众对探险家和那些逐渐被简称为“旅行者”的人——也就是那些前往航海技术所能达到或达不到的边缘地区的人——充满热情。在那些地方，他们享受不到汽船的头等舱、火车的卧铺服务（两者都是那个时期发明的），也没有接待旅行者的旅馆和民宿。福格便是在这样的边缘地带旅行。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向人们展示铁路、轮船和电报如今几乎包围了整个地球；二是想了解还有哪些未确定的边缘地带和残存的地理鸿沟，仍然阻碍着世界旅行的顺利进行。

然而，那些冒险探索未知世界的人，得不到什么现代技术的帮助，充其量只能找到几个健壮原住民帮他们挑背行囊。正是对这些“旅行者”事迹的描写，成为世人最愿意阅读的文章。这些人物包括：探险者和传教士，尤其是那些深入非洲内陆的探险者和传教士；冒险家，尤其是那些闯入伊斯兰教未定地域的冒险家；博物学家，他们深入南美丛林或太平洋岛屿捕捉蝴蝶和鸟类。19世纪第三个25年，就像出版界很快便发现的那样，开启了新一类旅行家的黄金时代。这类坐享其成的新旅行者，循着伯顿（Burton）、斯皮克、斯坦利和利文斯通所开辟的道路，进入荒原丛林和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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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在绷紧的国际经济网，甚至也把那些地理上极其遥远的地区拉入整体世界之中，使两者之间产生直接而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联系。对此发挥重要作用的不单是速度——虽然日益增长的业务量的确产生了加快速度的要求——而且还有影响的范围。这种现象可从下面这个经济事件中生动地体现出来，它叩开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新时代的轮廓：它就是加利福尼亚的金矿新发现和不久后的澳大利亚金矿新发现。

1848年1月，一个名叫詹姆斯·马歇尔（James Marshall）的人，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附近的萨特磨坊（Sutter’s Mill）发现了看似数量极大的黄金。该地是墨西哥北部的延伸带，才刚刚归并美国，除了对少数墨西哥——美国大地主、大牧场老板、利用旧金山湾便利港口的渔民和捕鲸者而外——有一个拥有812位白人居民的村庄在此地谋生——本来是块没什么重要经济价值的地方。由于该地濒临太平洋，大片的山岭、沙漠和草原，将它与美国的其他地方隔绝开来，因此它所显露的自然财富和诱人之处，并没有立即得到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利用，尽管人们已经有所认识。淘金热立即改变了这一切。不时传来发现黄金的消息，到八九月已传遍了美国其他地方。然而直到美国总统波尔克（Polk）在他12月的总统咨文中予以肯定之前，并未引起多大的兴趣。因此，淘金热遂被划归成“四九年的所有物”。到1849年年底，加利福尼亚的人口从1.4万人增加到近10万人，到1852年下半年，增加到25万人；旧金山已成为人口近3.5万的城市。在1849年的后9个月里，大约有540艘船只进入该港，其中半数来自美洲，半数来自欧洲。1850年，有1150艘船只进入该港，总吨位接近50万吨。

有关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起澳大利亚突然发展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已经有过很多争论。但当代人对它的重要性毫不怀疑。恩格斯在1852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尖锐地指出：“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是《（共产党）宣言》没有预料到的两个情况：从一无所有，发展成新的庞大市场。我们应当把这种情况考虑进去。”[10] 淘金热究竟对于美国的普遍繁荣，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见第二章），对于突然出现的庞大移民潮（见第十一章）发挥了多大的促进作用，我们不必在此定论。但无论从哪方面看，有一点是清楚的：在远离欧洲几千英里外的地区性发展，在能干的观察者眼中，都可能会对欧洲大陆产生几乎直接而且深远的影响。世界经济的依存关系可见一斑。

因此淘金热会影响到欧洲和美国东部的大都市，同时影响到具世界头脑的商人、金融家和船业大亨，自然不足为奇。但淘金热对地球其他地方所造成的影响，则相对出乎意料，但也不难想象，因为对其他地区而言，加利福尼亚只能从海上接近，而在海上交通中，距离并不构成严重障碍。因此，淘金热很快就越过大洋。太平洋上的海员们纷纷弃船而去，到淘金场去试运气，就像大批的旧金山人在一听到消息以后所做的那样。1849年8月，有200艘船被它们的船员所弃，搁置在水边，最后船只的木头被当成建筑材料用掉了。当桑威奇群岛（Sandwich Islands：夏威夷群岛的旧称）上的中国和智利的船员听到这个消息时，精明的船长——就像英国人在南美西海岸所做的以物易物那样——拒绝原本有利可图的诱因，改而向北航行，带着货物、工资以及一切可以出卖的有价物品——没有什么是卖不掉的——去了加利福尼亚。到1849年年底，智利国会已发现大量的国内船只都已遗弃在加利福尼亚海边，所以只好暂时授权外国船只进行沿海贸易。加利福尼亚第一次促成一个连接太平洋沿岸的商业网，利用这个商业网，智利的谷物、墨西哥的咖啡和可可、澳大利亚的马铃薯和其他粮食产品、中国的糖和稻米，甚至日本在1854年之后的一些出口商品，都纷纷运到了美国。［1850年的波士顿《银行家杂志》（Bankers Magazine ）写道：“有关我们将把企业和商业扩展到日本的预测，并不是没有理由的。”］[11]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更重要的是人而不是商业。智利人、秘鲁人和“属于不同岛屿的太平洋岛屿人（Cacknackers）”，这些移民的到来在初期虽然也曾引起注意，但在人数上并不重要。（1860年时，不包括墨西哥人，加利福尼亚仅有大约2400名拉丁美洲移民和不到350名太平洋岛屿移民。）[12] 在其他方面，“这一惊人发现的最意外后果之一，是它对中国清朝企业的促进。中国人，直到那时还是人类世界活动性最低、最固守家园的民族，在采矿潮流的冲击下开始进入新的生活，成千上万地涌入加利福尼亚。”[13] 1849年只有76名中国人来到加利福尼亚，到1850年年底已有4000人，1852年不少于2万人，截至1876年，大约有11.1万名中国人，占当时所有非加利福尼亚本地出生居民的25%。他们带来了自身拥有的技术、智慧和创业决心，并且随之让西方文明见识到东方最有力的文化输出——中国餐馆。中国餐馆在1850年已在该地逐渐兴旺。中国人在那里受到压迫，受到仇视，受到嘲弄，甚至不时受到私刑残害——在1862年的萧条时期，有88人被杀害——但他们表现出这个伟大民族通常所具有的谋生和发愤能力。1882年《排外法案》（Exclusion Act ）的颁布，是一系列排华运动的顶点，也结束了历史上第一次在经济诱惑下，东方民众自愿向西方社会大迁徙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