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连环三案”将帝国逼进死胡同（第4/4页）

明光宗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就在病榻托孤之时，李选侍拉着朱由校也在场。当时李选侍在朱由校耳边嘀咕了一番，然后朱由校居然在明光宗的病榻前要求封李选侍为皇后。这一幕让皇帝和在场的大臣们脸色大变，不禁愕然。他们一方面觉得李选侍太不懂礼数法度，另一方面也感到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表现得像个未断奶的孩子，任由李选侍摆布，将来难当大事。这也是后来朝臣们催逼李选侍移宫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光宗驾崩之际，有意在帝国权力核心打造这样一种三方博弈的格局，让朝臣与李选侍相互制衡，从而巩固朱由校的权位。

在明光宗驾崩当日，以杨涟、左光斗、刘一燝为首的东林党人就开始为朱由校举行立太子的仪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在帝国官员和百姓中造成一个假象，即李选侍的存在威胁到了皇权。他们要求李选侍移宫，是为了正本清源。

东林党人打着捍卫大明道德法理的旗号运行权力，其实只是为了能够在帝国的权力新格局中占据最大利益。

东林党人这么做显然是违背了明光宗的遗命。李选侍既受皇命，就要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她当然不能坐视东林党人的霸道行为不管。而东林党人无视先皇遗命，为了能够控制住新皇帝，他们就必须在这场三方博弈中，想尽一切办法将李选侍踢出局。他们要求李选侍尽快搬出乾清宫，与太子脱离关系。

为此他们不惜撕去自己的道德外衣，用尽各种手段。他们结党上门逼宫，催逼李选侍搬出乾清宫。他们甚至还编造出了李选侍想与太子乱伦这样的荒唐借口。可见在权力面前，以学术涵养著称的文人也无所谓道德底线。

首辅方从哲认为迟搬几天也可以，可东林党人却心急火燎，表示如果李选侍不搬出乾清宫，他们就赖在这里不走。在东林党人的催逼之下，李选侍只好搬到宫女养老的地方去住。离开了皇帝的李选侍，就像一个武林高手废去了自己的武功。对于李选侍来说，她失去的是参与辅政的机会。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背景下移宫案实质上相当于一次非暴力政变。在帝国皇权的交接时刻，既定的政治格局需要来一次重新调整，有时候还要面临颠覆性的破坏。为了能够通过控制新皇帝而继续掌控权力，东林党人在帝国新旧势力交替之际，不惜使用这种非常规手段。

在连环三案中，有一个人深陷其中，成为东林党人打击的主要目标，那就是方从哲。

首辅方从哲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入内阁，第二年成为首席大学士。万历朝的最后几年，内阁中就只有方从哲一人，因此权势极大。

其实方从哲并不是一个强势的独裁者，史料对其评价是“性柔懦，不能任大事”。

首辅方从哲坐着帝国官僚集团的头把交椅，这是东林党人所不能容忍的。为了壮大己方势力，他们自然会将方从哲视为打击目标。礼部尚书孙慎行（东林党党人）在劾疏中就直接指认方从哲犯下弑君之罪，“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辞弑之名，益难免弑之实”。而且还请求天启皇帝为帝国除恶，杀了方从哲。

这时候，方从哲为了摆脱东林党人的攻击，做了一件自认为聪明的事。

他在征得各位阁臣的同意后，颁布了由他亲自起草的遗诏。在这份遗诏里，他以明光宗的名义褒奖了李可灼，并诏赐钱物。方从哲以为这样就可以平息言官的攻击。结果事与愿违，这份褒奖李可灼的遗诏刚一颁发，就引得朝堂内外群情激愤，攻击更甚。

方从哲本来就因为“三大案”成为众矢之的，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他只好提出辞官归隐的要求。为了缓和政治斗争引发的矛盾，天启皇帝也就顺势批准了他的要求。

泰昌元年（1620年）十一月初，在帝国权力场上执掌大权八年的方从哲，在萧瑟的秋风中黯然离开了京城。

对于少年朱由校来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接受的第一门人生课就是政治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一是成年后的天启皇帝始终对政治意兴阑珊，始终以旁观者的姿态参与帝国事务。

二是天启皇帝缺乏安全感，始终在极力地逃避现实，将自己固着在幼年状态。而这种心理幼稚的外在表现，就是对他的乳母长久依恋。

少年天子朱由校在运作皇权时急需一位政治代理人，或者说是权力经纪人。他属于那种不愿意承担皇帝职责的“甩手派”君主。他的“甩手”并不是将权力完全甩出去，而是将政务当作一个皮球踢给他的权力代言人——宦官。

这时候内官的第一号人物是大太监王安。王安是先帝（明光宗）的伴读太监，在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之后就迅速晋升为司礼监秉笔，成为光宗身边最为信赖的宦官。王安还是东林党中许多政界要人的好朋友。在“移宫案”中，就是他与东林党人里应外合，逼走了李选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