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烽火南浔路（1938年6月~1938年10月） 熊本来的背包客（第2/5页）

又一名大队长福岛橘马带一个中队再冲，经肉搏后终于攻下阵地，但福岛也只剩下十几个人了。就在这名大队长神经般狂笑时，遭到四周中国炮兵的“十”字形攻击。另一名大队长荻尾佐藏欲救福岛，却被中国军队的火力拦截，也被打成重伤。此时福岛等十来人已全部被炮弹炸飞。

经过此战，冈村已经不是皱眉头的问题了。联队长和大队长的伤亡率达到这种地步，是他此前断不会想到的。这就是传说中的熊本兵吗？就好比两个人打架，一个戴着墨镜，五大三粗，胳膊环抱胸前，还撇着嘴角，非常屌的样子；另一个人呢，瘦小枯干，显得弱不禁风，但没想到一交手，后者一脚就把前者踹飞了。

但冈村还是非常细心的，一下子死伤那么多联队长、大队长，扣除中国军队阻击顽强的因素外，他觉得此事必有蹊跷。所以在中国军队撤走后，他叫人对这一带的阵地进行了调查研究。

担任这个任务的是名少佐，叫石割平造，虽然仅是个工兵中队长，但却是个老头了，只比冈村晚一届，而且是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在陆军大学同学。本来老鬼子早就退役了，战争爆发后，又被弄到前线。调查中，他发现中国军的阵地不是通常简易的战壕，而是由一个个“陶罐式”单兵掩体组成，掩体间是四通八达的交通壕，既可以在正面阻击，也可以侧斜射击，这叫日军吃了大苦头。此外，石割意外地发现：中国士兵撤退前埋葬了战死的日军大队长福岛橘马等十多人。

这个细节叫冈村宁次汗颜不已。

这时候，作战课长宫崎周一拿来一份情报，说赣北一带的很多中国军队的阵地，都是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构筑的，所以打起来比较麻烦。

接下来，两个人聊到第106师团的战力问题。

对日军的常备师团来说，冲锋时，通常是中队长在一线，这我们以前说过了。但对特设师团来说，放在一线的往往是大队长。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前面所说，只有大队长以上的军官才是现役人员，大队长以下的人员都是预备役人员。所以说，一旦现役的大队长战死，接替大队长的往往是预备役人员，这样的话，整个大队的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如此叠加，整个联队的战斗力便会受到巨大影响，最后波及整个师团。

宫崎认为东京的陆军中央太不负责了，第106师团组建后没经过什么恢复性训练就直接投入到华中战场。冈村觉得也是这个道理：“把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人直接送到前线来的做法有些欠妥。”

第106师团后来成为笑柄，跟上面所说的确实有直接关系。

不要小瞧恢复性训练，哪怕进行一周的训练，情况都会不一样。同是特设师团，武汉会战后期组建的第116师团战力就非常好，该师团由京都第16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编成，按说没第106师团的底子强，但却远远超过第106师团，就是因为该师团组建后，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恢复性训练，预备役士兵们全面温习了当年的战斗技能，随后才开往前线。

之所以没叫第106师团进行恢复性训练，只能说明两点：一点就是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兵力确实出现明显的不足，所以一旦组成新师团，马上就扔到战场。另外一点，就是日本人太自信了，认为不经过训练，也能把中国军队追得满山跑，所谓“一个师团就是一个师团”，认为彼此间不会有太大差别。没想到真打起来后，意思马上不一样了。这也是后来第116师团经过长时间训练后才被放在武汉战场的原因。

无论如何，第106师团的表现开始叫老冈村担心了，他担心这伙人影响自己的进军速度。但现在也不可能把他们踢回日本重新回锅，只能是有什么算什么了。当然，冈村也没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第106师团身上。他早年在中国军阀孙传芳手下做顾问，对华中的地形清楚得很，所以在召开参谋会议时，他跟吉本贞一、宫崎周一、池谷半二郎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

冈村发现，在300米以下丘陵作战与在300米以上高山作战，推进速度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这是为什么呢？假如地形高度没过300米，炮兵的作战办法跟在平原上是没区别的，而一旦超过300米，对炮兵来说就不一样了。而日军进攻中又必须依靠重炮，所以一旦炮兵的作用降低了，那么进攻的速度自然也就减了下来。

现在，冈村一面在焦虑，一面在静观。静观第106师团在九江南20多公里处金官桥的表现。

张发奎撤了下来，薛岳顶了上去，对金官桥一线阵地，薛下了死命令：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许退，谁退了，谁就按时恢复阵地，恢复不了，就提头来见。

此时薛岳的作战区域是个大致的等腰三角形。顶点是已失陷的九江，底边是修水（鄱阳湖水系，流经修水、武宁等县），其中的北线一侧从九江经金官桥到庐山北麓。关于这条线，刚刚到任的第1兵团作战科长赵子立（黄埔军校6期，河南永城人）有一个判断：如果守不住的话，越往后退，正面就愈大，也就越不易守，所以金官桥必须坚守，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

薛岳和他的参谋长吴逸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广东丰顺人）互相看了看，觉得这个刚由陆军大学毕业的家伙有两下子。

当时薛岳的司令部来了一批陆大的毕业生。此外，还有不少从张发奎那里来的参谋。原来，淞沪会战后，张发奎第8集团军司令部解散，按当时的人事制度，司令部的参谋需要“自谋出路”，自己找“下家”。张发奎还算负责，问薛岳要不要人。当时薛岳还在顾祝同第3战区做前敌总指挥。听闻后，薛岳倒也爽快，说：“好！叫他们来吧！”

说到这儿，不要以为当时的参谋都是满脸沧桑，其实都是30岁左右的大小伙子。在屋子里，他们每天面对的除了一张张作战地图外，就是一个个部队的番号；在外面，他们面对的则是老谋深算的五十来岁的日军指挥官。司令部的参谋虽然不在第一线，但由于日军掌握制空权，另外在部队转移时通常也危险多多，所以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抗战中殉国。这是那个时代年轻人自己的人生选择。

作为被重点培养的军事人才，赵子立在1935年考入陆军大学深造。武汉会战开始后刚好毕业，直接被分配到薛岳手下当作战科长，这一年整30岁（此后到1944年底，赵一直在中日正面头号战场第9战区工作，长期辅佐薛岳。在作战思路上，两个人既合拍，又有矛盾。至于矛盾一面，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