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国人和犹太人，1700—1871（第6/11页）

根据传统去铸造公共意识并非特别有用，传统称颂感情的卓越，并赋予它们比理性更大的认知价值；或者把想象力提升到经验的检验之上。混淆历史和神话是不健康的。德国人给了世界一些伟大的概念性工具和理解历史的实践，但是他们没有始终现实地或诚实地观察自己。在公共领域，他们自身的集体意识一直强烈地受到神话力量的影响。那些相信神话教育价值的人认为，一个民族对过去共同的感知创造了民族自己的真理，这个真理独立于经验可感知的过去的客观现实；因为过去是不可知的，或者在客观上是不能证实的，因此对一个社会来说，视自己与一个伟大的英雄史诗般的过去相关联是更有效的。汲取神话源泉的需求，可能对于一些德国人来说是一种防御机制，他们依靠这种机制试图逃避政治的和社会的破碎世界。

德国人的集体心理最富有力量的神话，是对神秘的救世主（元首）的信念，他是一位有着超人力量和视野的人，在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他将从外国统治的压迫和束缚中把德国人民拯救出来，并引领辉煌的持续千年的民族再生。众所周知，这个主题以中世纪皇帝腓特烈· 巴巴罗萨的形式，体现在救世主式的国王神话里。这位皇帝没有死，而只是在屈夫霍伊瑟山洞里一张大橡树桌子旁的椅子上安睡。传说这位皇帝的红胡子在不安和骚动的几个世纪不间断地生长，一旦胡子绕桌子一圈，并且在德国最需要它的时候，他就会从沉睡中醒来，激励德国人形成统一的力量，摧毁压迫者，引进一个辉煌的新帝国。这一神话让数代德国人痴迷，特别是阿道夫· 希特勒，他相信巴巴罗萨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山岭中沉睡。希特勒把自己视为救世主式的国王后来得到了证实，他发起了以“巴巴罗萨计划”为名的对俄国伟大的十字军东征。

当然，许多民族有他们的神话，人们可以根据几个基本的神话——新亚当、新耶路撒冷、山巅之城、西境拓梦、命定扩张论、靠自己力量成功的人、平等之类的神话——来研究美国的历史；而不是根据神话高贵的启示，以及对那些相信神话是决定性因素的民众的影响，来研究神话的内容。巴巴罗萨、齐格弗里德、尼伯龙根、瓦尔哈拉殿堂和它的英雄卫士、辉煌的千年帝国、某个终极世界的突现（众神的黄昏）等神话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被死亡意象困扰的不安和分裂的民族，经常偏爱于对现实进行幻想，从历史的角度视自己为确定无疑的魔鬼力量的牺牲者。浪漫主义者并没有创造这种观念——它深植于德国的传说和民间传奇当中——但是，他们在德国人的精神生活当中强化了这种观念。他们也强化了德国人由深刻的心理和社会分割所引发的分裂感或分离感，这一主题在民族最伟大的文化标志那里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从歌德或托马斯· 曼的浮士德传说的各种变换，到E.T.A.霍夫曼在《恶魔的灵药》中有关“另一个我”或双面人的故事，到在魏玛和波茨坦鲜明对比的体制中体现的“两个德国”，到作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德国宗教生活的分离现实，到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和文明之间社会学的二分法，一直到分裂东德和西德的柏林墙。

浪漫主义者也沉浸在其他几种强迫症当中：极端的邪恶现实、非理性的权力、死亡阴影中生活的阴暗面。极端邪恶的现实，在欧洲人的意识当中有着漫长的历史，但是几乎没有国家像在德国那里得到如此突出的强调。在德国人的集体意识当中，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巨大邪恶的世界中。这一信念在他们历史的关键时刻就会浮现出来。它在马丁· 路德生动和不安的观念中，在其新教的追随者当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体现在丢勒和巴洛克艺术家的艺术观念当中，体现在一些浪漫主义的诗人（诺瓦利斯、蒂克、卡莱斯特）和他们种族主义的蹩脚追随者对死亡的美化中。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队对死亡的风格化中，它也是有力的因素。

最后，浪漫主义的运动在赞美未受玷污的乡村和社会等级古老的中世纪传统时，假定了一个本质上反动的世界观。一些对中世纪社会的怀旧，是对现代工业化的可恶结果及其带来的肮脏城市和非人性工厂的反动。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主题在社会抗议中也十分突出，它激发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不幸的是，在德国的19世纪后期，它也和极端的种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反动的“鲜血和土地”的观念、犹太人同工业资本主义最恶劣放纵的成见性联想都联系了起来。

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所描述的浪漫主义运动更为阴暗的方面才完全显示出来，而且是以大多数浪漫主义者所拒绝的反常方式显示出来的。在19世纪初期，大多数德国人和犹太人视浪漫主义运动是一个自由的运动，并且强烈地认同它的积极因素：感情的敏感、诗和音乐的美、心理的深刻。

犹太人对解放运动的回应

犹太人对解放运动，对1780年到1848年间德国文化伟大的黄金时代的回应是：他们受到了强有力的吸引。对于许多年轻的犹太人来说，这一回应几乎等同于一次诱惑。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解放运动只实现了一半，1812年颁布的《普鲁士法令》允诺犹太人具有法律框架下的完全平等权，但它本身充满了漏洞，在拿破仑战败之后又被明显地缩减了，直到1871年才被全德国完全施行。然而，机会之窗为德国的犹太人打开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看到了希望之土的些许光亮。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犹太人对德国社会的文化适应一直没有减弱，以至于不仅引发了德国人和许多内心痛苦的犹太教士的关注，后者确信许多犹太年轻人正为他们的信仰感到羞耻。在拿破仑占领期间，许多犹太人坚定地支持德国的事业，一些犹太人在普鲁士的军队中服役。梅诺· 伯格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他在炮兵部队做几何学教官，并且是第一位也是长期服役的唯一一位犹太军官。伯格的军旅生涯受到他犹太身份的严重影响，这一身份也使他受到周期性反犹太偏见的影响，推迟了他的擢升，直到1847年他才完成从中尉到少校的提拔，那时他已经服役三十四年。

那些企图获得高等教育许可的犹太学生，也经历了同样的限制。1810年，由威廉· 冯· 洪堡创建的、第一任校长费希特主持的柏林大学，招收了第一批247位专业分类的学生，其中有16位犹太学生。就在三年前，第一份在德国出版的犹太杂志《苏拉米斯》出现在公众面前。杂志的编辑大卫· 弗兰克尔呼吁德国的犹太人，假如他们要求自己的孩子享有有意义的、有成效的生活，他们就要支持现代的教育体制。许多犹太人已经知道弗兰克尔所告诉他们的，即社会进步需要教育。事实上，他们热切地抓住新的机会，并组建自己的学校，或者更通常的是送他们的孩子去德国的高级中学和大学。犹太人的学习越来越和犹太教会堂相分离，意味深长地把其附着在世俗的教育机构上。到19世纪中叶，新一代受过大学训练的、深受西方学问视野影响的犹太学者，开始重新审视犹太教的遗产，犹如哲学家和后来的《圣经》高级考证家对基督教的遗产所做的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