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罗敦·西哈努克（第2/9页）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谈到西哈努克，我认为，最令人惊讶的事是：人们听他说话，越听越想听；人们讨论他，越讨论越不能理解他。殿下，尽管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尝试一下，通过这次采访来给他画像？从下面这个具体问题谈起：他是否觉得自己最近几年变了很多？

诺罗敦·西哈努克（以下简称“西”）：变了？我真的变了吗？噢，小姐，我没有变。尽管现在我不在金边生活，而在北京生活，但我始终是同一个西哈努克。他有点与众不同，您愿意说他有点古怪也未尝不可；他有点不被人理解，您愿意说他是个难以理解的人也未尝不可。但是他的信念坚定不移，人格不变。举例来说吧，我并没有成为共产党人。我还是认为自己是粉红色的，而不是红色的。我并没有沉默不言，而是继续不顾一切后果地竭力表明我对各种事情和各种人的看法。我无意作为一个流亡的花花公子而告终，而愿意重返金边，了却我绞死朗诺的夙愿，作为有德之士而告终。昨天的西哈努克与今天的西哈努克之间存在的唯一区别是，今天的西哈努克再也不会把卖国贼错当做爱国者，而把爱国者错当做卖国贼。现在我已百分之百地站在红色高棉游击队一边。我同他们一起肩并肩地为打败美国人和建立共产党的柬埔寨而战。我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拯救我的国家和不失自己的体面。小姐，您可知道，失体面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失去王位并不有失体面，有时取得王位或保持王位反而有失体面。我对成为裕仁天皇式的人或成为精于养马术的伊丽莎白式的人丝毫不感兴趣。

法：殿下，您过去有过个人野心吗？

西：过去也没有。可以说，我过去的生活有点奇怪。我这个国家元首有点奇特，而且不是社会主义的。我喜欢赛车，热衷于追求享乐，指挥爵士乐团……一般说来，国王和总统是不指挥爵士乐团的。我吹过萨克斯管和单簧管，谱写过曲子，到小城镇去同我的人民一起演唱。但这究竟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柬埔寨人爱好音乐。为什么一个国家元首只能组织讨厌的舞会和狩猎山鸡，一本正经地去接见大使呢？我不仅让他们唱歌，而且还让他们去劳动。是的，是的，我让他们同我的部长们一起去劳动。是的，是的，我让他们乘卡车到农村去帮助农民，帮助他们收割稻子，建造粮仓，修筑堤岸，掘土翻地。看着他们手拿锄头也是一件乐事，我感到莫大的兴趣。因为在亚洲，一个呆子一旦取得文凭，或能提起笔杆，便自以为是个知识分子了，便认为弯腰参加体力劳动是有失身份的事。您知道，这就是所谓的高贵阶层。当然，这一阶层的人会把我说成是疯子、狂妄自大者和伤风败俗者，把我这种奇特的做法说成是丑恶可耻的，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是接近和了解群众的聪明方法。我还干其他的工作。譬如，写剧本，并作为导演将它搬上舞台，又作为演员参加演出；从事文化事业，为红十字会募集资金，我以此为乐事。另外，我还担任影片的导演，噢，许多人认为我的影片一文不值，甚至把它说成是令人讨厌的东西，说我既不懂朗诵，也不会使用电影摄影机。但是我推崇电影，他们的闲话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我回答他们说：“为了教育人民，仅此而已。”就像影片《吴哥上空的阴影》那样来教育人民。您听说过这部片子吗？

法：殿下，我没有听说过。

西：哦，它以故事的形式描述了195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贿赂我手下的一名将军而策划的一次军事政变。由于法国使馆和中国使馆提供了情报，我粉碎了这一阴谋。实际上，我的秘密机构一文不值，因为它是由朗诺领导的。背信弃义的那个军官逃到了森林里，我的士兵们跟踪追击，杀死了他。我做了些什么呢？我从中汲取了电影的题材。我既是这部影片的导演，又在影片中担任主角。我以此来表明美国威胁着我们的独立和中立，迫使我们同它结盟，加入它的反共十字军。早在那时，我就拒绝反共。共产党人对我们一直是很尊重的。我不明白，既然某个人认为共产党好，那么为什么他不应该成为共产党人。再则，我愿意同所有的人结交。电影可帮助我说明上述的一切，而不是仅仅讲述无聊的爱情史。哎，是的，小姐，当时的情况不同于现在。那时，柬埔寨没有战争，我能够根据我的思想和爱好在无忧无虑的生活情趣中统治国家。我驾驶着漂亮的小汽车。我有一辆蓝旗亚小轿车、一辆阿尔法·罗密欧小轿车和一辆奔驰250SL小轿车。

法：所有这些您在北京都不缺吗？

西：小姐，我都不缺。我向您发誓，我什么也不缺。我要比您想象的更通情达理。一个忍受过像我所忍受的侮辱和诽谤的人，您真的以为他还会把赛车和寻欢作乐看得很重吗？一个像我现在这样为自己的祖国每天遭到B52轰炸机多达260次的空袭而难受的人，您真的以为他会为失去昔日的甜蜜生活和爵士乐团而感到惋惜吗？我丝毫也不感到惋惜。我处在极度的悲痛中，也无心回想过去无忧无虑的生活。往事一去不再复返。如果我重新得到我的蓝旗亚小轿车，我的阿尔法·罗密欧小轿车，我的奔驰小轿车，我将不知道用它们来干什么，我几乎会把自己看成是个小丑。再则，我在北京什么也不缺。我不是出于虚伪才说这样的话。中国人待我确实很好。

法：殿下，您现在还吹奏萨克斯管吗？

西：不，我不再吹奏了，我也不再吹单簧管。但周恩来给我安排了一架上等的钢琴，这样我可以继续作曲。在这三年中，我写了好几首歌。其中有一些歌在中国各学校和革命公社中演唱，譬如，那首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的歌曲，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啊！可爱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我在厄运中遇到了莫大的幸运，我在这里找到了知己。我们目前经历的痛苦正是中国过去的经历。她的全力支持使我们完全相信，对未来的悲观失望必将一扫而光。”我还写了其他许多歌曲，献给我们的朝鲜朋友、北越朋友、老挝朋友、非洲和阿拉伯朋友。我没有感到烦恼。暂且不说我有不少的事情需要同我的部长们一起处理，有不少讲稿需要起草，有不少文告需要通过电台向他的人民宣读。而且由于中国不再是固守某一教义的国家，而是一个开放的自由国家，经常有旅游者来北京，其中有人想结识我，向我询问一些事情。这些旅游者中有美国的大学教师、记者和学生。我还经常参加体育运动，打乒乓球。我经常要求他们为我放电影。一开始他们只给我放映中国的革命影片，现在他们也给我看看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影片。中国人是如此的慷慨大方。这次我到那些承认真正的柬埔寨，承认西哈努克的国家去旅行，需要两架飞机，一架供我和30名随行人员乘坐，另一架载运我的行李。于是他们给我提供了一架总统级的飞机伊尔–62和另一架四引擎飞机伊尔–18。机组人员是中国人。如果我需要武器，他们就给我武器；如果我需要衣服，他们就给我衣服。只要我提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