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第3/3页）

现代文明的核心是重估人的价值，是人的自由和尊严的逐步提升和相应的保障制度的建立。臣民任由主子杀戮，公民可不能随意侵犯。在这次战争中，对人的价值认知的差距也暴露无遗。

例如，让法国兴师动众的马赖被杀案件，既惨无人道，又违反条约。据1874—1909年间在中国海关工作的美国学者马士（Morse, Hosea Ballou）在其公认的权威著作中指出，1853年马赖到广西西林传教：

“最初，他很受到本地知县的款待，甚至还受到他的鼓励。但在1856年2月24日，他却被继任的知县所逮捕并且被钉上脚镣，收进监狱；在25日，他从狱中被提出审讯，并遭受拷打，这种拷打照例是用来强迫中国犯人招供的；27日，他又遭受跪在铁链上的酷刑；28日，他被放入囚笼去处死，这种囚笼是用来吊死罪犯的；但因为他到29日还没有死，于是他就被斩首，尸体也被残酷地脔割，丢给狗吃了。”31

至今还有一些人撰写的文章，强调马赖在西林县做了不许教徒拜祭祖宗和奸淫妇女、勾结土匪等罪恶。其实，前者是信仰问题，无拳无勇的马赖不可能强迫教徒不祭拜祖宗；后者早已被杀害马赖的署理知县断定与马赖无关。叶名琛在1858年1月17日的奏折中说：

“据署西林县知县张鸣凤禀称：咸丰六年……二月间，据尖客村团长禀报，有匪徒马子农等到村，妖言惑众，纠夥拜会，并奸淫妇女，抢劫村庄……随将马子农拿获到案，据马子农供，系广东人……与札开马神父名既不同，籍亦不合……则其非马神父可知。”32

按照法理，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受到公正审理，没有理由施加酷刑。拷打、站笼、砍头，按照19世纪的文明进展，绝对是耸人听闻的野蛮行径。从70年代开始，不少中国的维新先驱也严厉谴责了这些野蛮刑罚，清政府终于在1900年后的新政予以废除。更重要的是这违反了两国之间的条约。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33 马氏到西林传教，是违反条约的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与马赖一道遭受酷刑的还有25位中国教徒，其中两位被处死。大清帝国的官员尚未懂得人的价值。《孝经》假借孔子的名义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但随即申明：“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人是父母和君王的附属品。何况在宗法专制体系下，人的权利及其保障制度的建立从未提上议事日程。在如是传统熏陶下，出现此般现象，顺理成章。

有一种论调：这些是不平等条约，没有必要遵守。问题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必须考虑不遵守的后果。如果你的实力等于或超过对方，这好办，迫使对方谈判修改条约。如果你仍然处于弱势，老老实实改革和发展自己是唯一出路！假如你干了违反人道和亵渎文明的蠢行，死不认错无法增加一分正义的光彩。

21世纪，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一百年，至多不超过二百年，随着互免签证成为各国常规，人可以在各国自由居住和工作，国界大约只剩下地理意义，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也许就会呈现在人们面前。作为饱受侵略和压迫的国家，中国人应该记住历史。不过，应该如实记住：苦难不仅来自外来侵略者，更来自自己的落后和封闭。

2010年9月6日星期一

刊登在人民日报社主管主办《文史参考》2010年10月号（上），圆明园专刊第12—16页，10月5日北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