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来自于落后和封闭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祭（第2/3页）
5.赔款：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两百万两。
平等、不平等的条款混在一起，总算了结多年争端。约好一年后交换批准书，完成最后一道手续。
不料，二十来岁的咸丰皇帝耿耿于怀的是坚守华夷之辨，不让蛮夷的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北京的门槛都别让他们踏进。于是，经过皇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王爷多次密谋23 ，1859年6月25日，一场本该是仪式性的换约演变为血腥的冲突：僧格林沁所部官兵在大沽口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击毙、击伤英法联军484人。接到“捷报”，咸丰皇帝立即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作废！
愚昧带来灾难！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的舰船200余艘，载着陆军1.7万人开始在北塘登陆，10日登陆完毕后，摧枯拉朽，于21、23日分别占领大沽和天津。9月8日，英法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开进。他们的价码提高了：赔款增加一倍；加开天津为通商口岸。9月14日谈判在通州前线进行，9月17日清政府屈从英法的全部要求。眼看战争又要结束了。
1860年的九一八：点燃最后一根引线
9月18日，节外生枝：根据咸丰皇帝将英方谈判代表巴夏礼“羁留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计”的旨意，僧格林沁捉拿了正在返回路上的巴夏礼等一行39人，送往北京，分别囚禁各处。扣留谈判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外交史上罕见，又一次犯下大错！
这位蒙古亲王的军队接连大败，北京被联军占领，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恭亲王不得不签下城下之盟。被蛮横扣留的人质理应释放了。支吾几天，人质送回给人家后，大祸降临了！
9月18日，英法两国被扣留的人质一共39人，一个月后活着回来的只有19个。回来的也被折磨得惨不忍睹！如何虐待，本国记载，讳莫如深。身受或亲见的夷人留下的记录，触目惊心！
看看法国随军的科学工作者洛图尔的遭遇吧：
“他的两个手腕被捆绑的绳子勒得都露出了骨头，‘这些野蛮人用只有他们才使得出来的极其残忍的手段，不时地对着那些绳子浇水，使之保持潮湿，好让它越勒越紧’。”
“他一只脚好像缩小了……两只手都伸不直，变成S形的……还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他现在无法走动，因为他的隐私处整个被割掉，真是可怕。”24
再看看英国远征军司令格兰特（Generai Sir Hope Grant）的日记和给英国政府的报告吧：
“因为清政府对于所捕获的英人，大半加以杀害，并且都加以野蛮的待遇，额尔金爵士同我都觉得必须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所以我们决定将他那辉煌的避暑行宫，烧成平地。”
“被囚诸人，手足绑系，三日不进饮食，其所受如斯野蛮之待遇，即在此地……皇帝避暑行宫固已被掠，然其所蒙损失，在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25
对英国政府说圆明园的损失一个月内即可恢复原状，当然是对英法军队罪行的掩饰。说清政府残酷地虐待人质，为了报复，彻底烧园；却是无可讳言的事实。19世纪著名中国学者夏燮记载：
“初，怡王之擒巴夏里于通州也，并其散夷数十人悉絷送京师，经刑部讯供，监禁大、宛两县狱。至是，以议和释之归，有监毙在狱者十余人，英酋愤甚……夷兵再扰海淀，又焚景山、昆明湖一带，火三昼夜不息，京师内外大恐。”26
另一记载大同小异：
“英夷因闻前被俘二十余人，分处各县监禁，内已死二十一人，忿甚，再毁圆明园未烬殿宇及万寿山、玉泉山、昆明湖等处。自初四晚至初六日，火光日夜不息，烟焰蔽天。”27
僧格林沁亲王当时的一份奏折更足于确认这一判断：
“查该夷因前获之巴夏里等三十余名，已死过半，是以于初五、初六等日，复又分股烧毁圆明园、三山等处，奴才望见烟气冲天，寸心如割”。28
还应指出：杀戮和虐待俘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出现，也几乎将和谈成果毁于一旦，二十年后重犯当年错误，步履蹒跚，令人心痛！
文明的落后是灾难的根源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的历史是野蛮和文明的交战史。不但原人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而且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人都是野蛮和文明并陈，在不断反思中告别野蛮和愚昧，提升自身的文明水平。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历史仇恨应该化解；历史研究必须超越遮蔽人们视野的民族洞穴，摒弃狭隘的民族情绪，客观冷静地回归学术。这是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的唯一途径，也是显示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软实力——学术自由的标记。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魏源、王韬、郭嵩焘等人，敢于超越庸众，戳破中华文明远非蛮夷所可比拟的迷梦，大声疾呼中国不止在器物层面落后，而且文化和制度都已落后，只有变革和学习西方才能救中国。可是，几十年间执掌权力的高层只有个别人听见了这类呼声，主旋律依然高奏：整饬传统纪纲就能重振天朝声威。
无论疆场厮杀还是谈判桌上樽俎折冲，“洋鬼子”咄咄逼人的是市场逻辑和彼此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两国的交涉不再由地方官员负责；彼此的交往平等相待；税收和纠纷的解决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规章；如此等等。恃势掠夺领土、“赔款”和各种特权，则是顺手拈来的战利品。
咸丰皇帝及其臣子关注的焦点却是决不能让外国公使驻扎北京，最好连进京也免了，以免皇帝面前出现不愿三跪九叩的蛮夷，破坏了祖宗留下的规矩！为此甚至不惜开出关税全免的支票，在大臣强烈反对下才没有提出。29 让中国人至今仍义愤填膺的鸦片合法进口问题，在1858年10月13日举行的《海关税则》谈判中提出后，中国代表甚至“没有表示反对”。30 咸丰君臣地下有知，一定惊异为什么子民日后竟然把这次灾难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当然是文化差别。不过，实质是文化和制度差距：农耕文明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差距；朝贡体系和现代外交关系的差距。咸丰皇帝、僧格林沁亲王、两广总督叶名琛等酿成这次国家灾难的罪人，无一不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他们是按照朝野上下一致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行事的，至死都不知自己错在哪里！罪不在他们，问题出在曾经辉煌的传统文化已经远远落后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
百年来，不少中国人观察中外关系，往往只看到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愿坦率承认除此以外，还有文明的差距。至今仍有一些人认为延绵十多年的广州反入城斗争是爱国壮举，症结在于他们不了解广州官绅认为按照传统的规矩，外国蛮夷除了朝贡使者没有进入广州城的先例！即使两国条约有规定，其他口岸亦已习以为常，广州就是要坚守传统！他们不懂得现代工商文明不承认这些规矩，要以自己的力量冲破这些陈规陋习。